感动，叩问我们的心灵

感动，叩问我们的心灵
作者：曹静  
　  白方礼，一位普普通通的老人，从74岁开始，用蹬三轮车攒的钱捐献给社会。十五年来，他先后捐款35万元，资助了300多名贫困大学生的学费与生活费，帮助他们完成学业。
　　走近人物，还原本真后，感动油然而生。这种感动，冲刷了贪婪，过滤了自私，汇聚成生命中一条叫作真善美的河流。它承载着人性中最本质的善良和纯真，潺潺地流向生命的远方，也强有力地激荡、叩问着我们的心灵。
　　乡亲们说，捐了钱，还千方百计求人收下捐款的事，真是闻所未闻。
　　白方礼是一位非常普通的老人。和许多从旧社会闯荡过来的老一辈人经历相似，13岁时，他为生活所迫，背井离乡来到天津卫。为了糊口，他每天起早贪黑蹬三轮车，遭受欺凌，吃尽了苦。1949年解放，穷苦百姓翻身当主人，白方礼成了一名运输工人，一直干到了退休。
　　1986年，老人已经73岁了，每月有固定的退休金，虽不富裕，但也不愁吃穿。然而，一次回老家河北沧县的经历，改变了他的生活。
　　大白天，白方礼看到一群孩子在村里跑来跑去。他惊讶地问：“你们怎么不上学？”得到的回答是“没钱”。
　　顿时，白方礼心底泛起了苦味———自己从旧社会滚打过来，因为穷，上不起学，吃够了没文化的苦。而现在，这些孩子就要重蹈自己的覆辙。一连几个晚上，白方礼翻来覆去，没睡过一个好觉。
　　几天后，他把儿女们叫到一块，宣布要把自己攒下的5000元钱捐给老家的小学。
　　儿女们一下子愣住了———几十年来，老人节衣缩食，不舍得吃，不舍得穿。现在好不容易存了点钱，不就盼着让老人晚年享享福？况且，5000块钱在当时可是个不小的数目。
　　老头的犟脾气发作了。他手一挥:“我已经决定的事，你们谁也甭管。谁要不同意，我就跟谁断绝关系。”
　　就这样，老人一意孤行，捧着钱来到学校。
　　一个颇有戏剧性的情节出现了———校长掂量出了这捐款的沉甸甸，怎么也不肯收：“孩子们需要钱是不假。可这是您辛辛苦苦攒下的棺材本钱哪，我们怎么好意思收？”
　　可是，白方礼满心满眼里只有那些失学的孩子。他四处奔波，托亲戚、邻居向校长“说情”，最终说动了校长。
　　乡亲们说，捐了钱，还千方百计求人收下捐款的事，真是闻所未闻。他们打了一个“德高望重”的匾额，送到了白方礼家。
　　一页页记载的是，一般每天只能赚二、三十元钱。最多一次，也就赚了五、六十元钱。
　　回到天津，白方礼把搁置了几年的三轮车重新牵了出来，除锈、上油，随后宣布了一个更让人震惊的决定———74岁的他要重操蹬三轮车的旧业，把劳动所得捐给社会。
　　儿女们的反对更强烈了。老人说：“我自己的事，该怎么办就怎么办。你们别管了。孝顺孝顺，你们就以顺为孝吧。”
　　于是，天津的街头出现了一辆牌号是“北站出租37号”的三轮车，大街小巷出现了这样一个苍老的蹬车人，他低着头，偻着身子，蹬着车，一条毛巾搭在瘦弱的肩头，擦汗的时候，双脚仍在不停地蹬。近了又远了，消失了又出现。
　　每天早晨六、七点，天朦朦亮，白方礼起床，咬几口馒头，推三轮车上火车站，直到晚上八、九点钟，天擦黑了才回家。
　　冬天，最低温度徘徊在零下十几度。老人裹一件破破烂烂的军大衣，不是在火车站广场的寒风中等客，就是在街头顶着大风奋力地踩车。天气炎热的夏天，特别消耗体力。老人累了就在三轮车上打个盹，也不管苍蝇、蚊子叮。
　　有天晚上，直到十一、二点，老人还没回家。儿子、女儿分赴火车东站、西站找人，就是不见影子。第二天一早，老人才回来。原来他拉了近一吨的货，连夜赶到50多里外的杨村，一宿没睡。“70多岁的人，不要命啦！”家人的埋怨兜头兜脑地上来了，老人笑笑，啥也没说。
　　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没有一天是休息天。白方礼不光周六、周日照常出门，逢到“五一”、“十一”，火车站客人多，更不休息。就连除夕夜、大年初一，他也照样出去蹬车。平时有个感冒、发烧，家里人都劝他，老人说：“没事，出身汗就好。”从1984年到1994年，连续10年，无论刮风下雨，老人蹬三轮没有休息过一天.

他克勤克俭，不抽烟，不喝酒，从头到脚穿的都是捡来的衣衫鞋帽，一日三餐经常就是馒头加凉水，常常一个多月不沾肉味，有时候东西馊了坏了都吃。他也没有什么爱好，打牌、搓麻将……都不感兴趣。唯一的“爱好”，就是辛苦一天后，坐在灯光底下，将赚来的纸票一张张摊开、硬币一枚枚点清，一笔一划地记在一个小本子上———
　　那里一页页记载的是，一般每天只能赚二、三十元钱。最多一次，也就赚了五、六十元钱。
　　一枚枚的硬币点清了，500元，老人捐给了养老院。
　　对捐钱的事，老爷子心里有本谱：1997年，天津要举办世乒赛了，老人捐献了一笔———咱是东道主，得捐；过一阵子，得知附近的红光中学藏族学生多，其中不少都是贫困生，白方礼就把钱捐那儿去了；教育得从娃娃抓起，下一次的款就捐给了某个小学；后来，老人得知大学里贫困生也多，1995年以后，白方礼就集中往南开大学、天津大学、天津师范大学等高校里捐。
　　然而，对于钱捐出去以后的事，老爷子毫不关心：
　　八十年代刚开始捐款那会儿，有的学校连个捐款证书都没给，有的收下钱后就写一张条，白方礼一句也不多说，捐完就走。时间久了，自己也忘了曾给哪里捐过多少。资助贫困大学生，他更不会问学校，自己的钱帮了哪几个学生，也不希望受助的学生知道自己的名字。老人说：“我不图什么，只要他们好好地做人，为国家做贡献，就可以了。”
　　进入九十年代后，有些学校开始组织捐献仪式，开座谈会。常常，一批慈善捐助者中，不是公司老板，就是白领，三、四十岁，衣着挺刮。只有白方礼一个白发苍苍、一脸皱纹的老人，身上穿的还是蹬车时的旧军大衣。一看见他，底下的学生立刻鼓起掌来，热烈，持久。
　　渐渐地，白方礼做好事出名了，陆续获得了“全国支教模范”、“中国消除贫困奖”等荣誉，请他上台、采访他的也多了起来。然而，这些对他并没有任何改变。脱下红绸带，藏起奖状奖杯，白方礼仍旧是那个本色质朴的白方礼。每天早晨六、七点出门，他依旧蹬着自己的三轮车，风里来雨里去，一心要把捐献事业进行到底。
　　1995年，白方礼82岁了，一双蹬三轮车的脚再也蹬不动了。他把家乡的两间老屋卖了，在火车站附近租了个铺位，和几个贫困大学生合伙，卖起了水果、食品。老人给铺子起名叫“白方礼支教公司”。为了支教公司，他干脆从家里搬到这个只有三平方米的小铺子里，起早贪黑，把赚来的钱继续捐出去。
　　女儿白金凤下岗了，提出要到支教公司工作，却遭到了老人的一口回绝。女儿和他吵了两次：“最起码现在您有工作，您有退休费，您儿女下岗没有工作，您却都不过问，世界上哪有这样的爹？”白方礼回答：“你下岗，你自己找出路，下岗的人多了，你靠我干嘛？你别来，你一来就为私，我不要自己的家人搀和。”一番话把女儿气得哭着走了。
　　2000年，老人将近89岁了，脑力、体力衰退得厉害，一双摆小摊的手再也摆不动了。他把摊位退了，每天端着一个铁皮饭盒，在火车站附近给人看自行车。饭盒里的硬币，在他眼前一天比一天模糊，数不清楚了。直到最后，他只能求助路过的小学生。
　　这一枚枚的硬币点清了，成了老人的又一笔捐款，500元，捐献给了当地养老院。
　　 这种感动，交织着，弥漫着，传递着，将朴素的情怀延伸到社会的角角落落。
　　十五年来，白方礼先后捐款35万元，资助了300多名贫困大学生的学费与生活费，帮助他们完成学业。如果按每蹬1公里三轮车5角钱计算，15年来，白方礼奉献的是相当于绕地球赤道18周的奔波劳累。
　　在这些令人惊讶的数字诞生的过程中，还有许多不为人知的小故事：
　　在火车站拉客时，白方礼老人在自己的破三轮车上挂起一面小红旗，上面写着“军烈属半价，老弱病残优待，孤老户义务”。这“乱规矩”的事情，自然惹得同行们很不高兴，有的当着他的面就拔了他车子的气门芯。白大爷也不生气，拿过自带的打气筒就打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