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倭寇研究中文论著题录500种（沈登苗）一
上一篇 / 下一篇 2006-05-24 18:45:09 / 天气: 阴雨 / 心情: 平静 / 个人分类：社会之语言
题记（编著感言） ：2004年，我在整理嘉靖倭寇研究资料时感叹，近20年来，大陆参与过该课题的学者逾百人，几乎十倍于台湾，论文数量也远超彼岸，但我们的劳动，不大被人家看重，说上世纪八十年代后，大陆倭寇研究“没有在向前推进”。这听来难过，但基本符合事实。的确，我们在史料整理和题材开拓及讨论深度等方面与海外有明显的差距。笔者曾对近几年海峡两岸研究题材相似的四篇论文进行过初步的比较，觉得双方(各两篇)的水准不处于同一层次。当国际倭寇研究界在诸多分支已进入总结阶段的今天，我们似乎还拿不出比较全面、客观、公正地反映自己的倭寇研究历程和现状的综述。如果有学者认为此话或本“按”失真，欢迎用事实批评之。
1985年后，大陆在嘉靖倭寇研究领域虽也出现过诸如王直、城防体系、走私港口等方面探索的比较优秀的论文，但更多的是在“炒冷饭”。关于倭寇性质、影响等问题的争鸣，貌似激烈，但涉及到关节点，不是以有力的论据、缜密的推理与对方相争，而往往王顾左右，各说各的；或模糊概念，力避实质性的碰撞。如此治学，虽省力，又易出“成果”，乃至获奖。但一些“本来不该成为问题的问题”，却因此长期成为“问题”而不能解决。故从整体上讲，我们的嘉靖倭寇研究，还大体停滞在1980年代前期林仁川、戴裔煊、郑抗生、杨翰球、陈学文、郝毓楠、王守稼、毛佩琦等前辈的水平上。也可以这么说，近二十年来涌现的数以百计的关于嘉靖倭寇研究的论文，多数可看作是上述等专家在20年前所用的史料与观点的颠来倒去、拼凑组装而已。
学海不认可“人海”，也不仅仅重在参与，而是需要我们呕心沥血的付出，可我们的症结，却却在此。出现这种众人拾柴，火焰不高之结局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也是与我们现阶段大的学术环境相表里的(倭寇研究在我们的社科研究中似处于中上水平)，但一个突出的问题是，许多参与者没有把学术史背景搞清楚就进入了角色；有些论文，横空出世，没有提到半点前人的成果。结果，一方面，倭寇研究存在大量的空白。如嘉靖中前期与明摩擦的主要“夷人”是葡萄牙，构架16世纪中西经济、文化桥梁的是澳门，但至今似乎还没有出现葡萄牙、澳门与日本、倭寇之比较的专论。再如，既然认为“南倭北虏”是明朝的两大心患，那么，为何不去讨论隆庆放洋与蒙古封贡互市有否必然的联系呢？这些仅从宏观上放眼，若从中观和个案探寻，“荒地”俯拾即是。另一方面，许多课题“撞车”，典型的是，大家围着戚继光做文章。如果把有关戚继光的专著、论文和其他形式的大小文章全排列出来，恐怕要占据大陆倭寇研究的“半壁江山”。
进入21世纪以来，一批前沿学者，还不约而同，把自己在本领域的主要知识产权——早在三十年代中国学界萌芽，五十年代大陆历史学家尚钺、吴含等独立、明确提出且又不难发现的“倭寇新论”，拱手相送给东瀛，这不仅涉及到大陆三代学人在本学科的建树，有的专家还“化神奇为腐朽”，藉此推理出，持新论者有意无意地为侵略者开脱的结论，以致久违的“棍棒”、“帽子”在新千年的中国学界再次浮现。在这次“王直墓”风波中，某大报就是依仗这个“刹手涧”，以“专家”的名义，“辩驳”新论。如此无的放矢的争鸣，除了误导，有何益处呢？这一事例说明，我们对学术史背景的疏离和对不同时期代表作的忽视，已形成“定思”，这对学术研究的突破与深入的制约，是不言而喻的。
据本人粗略推算，上世纪至今，海内外关于倭寇研究及相关内容的论著在800篇(部)左右，除中文版的500篇，尚有日文写成的200篇，用英文等其它文字撰写的及本文遗漏的中文论著等在100篇左右。由于倭寇研究的时间跨度大，参与人员多，成果发表的期刊、出版社庞杂，一些重要的思想又不一定在专论中提出，资料收集较难下手，而现有的类似索引的论文，收入篇目有限，且都未发表在大陆的期刊上，一般读者不易看到，这就为我们了解此领域的学术史背景增加了难度。为帮助更多的对此课题感兴趣者入门，笔者编此索引。
同时，也想借此机会，提醒新闻界的朋友：倭寇研究在国内外是一个比较成熟的学科，又涉及到中日两大国的历史和当代情感，相关的报道、采访、述评，要尽可能客观、公正，最好能看一点资料后，再发言。有些记者，明知一些事实真相和学科进展，如某记者已读到倭寇“新论”是大陆学者独立提出的文章，但报道仍称“少数日本学者就率先提出”。这种只要有利于自己的立论，该取的观点不取，该放弃的理念不放弃的做法，实在不敢恭维。连现、当代人的真实思想，也不敢告诉读者，怎能帮助公众去了解数百年前的历史呢？如果当读者知道记者隐匿了事实，那他(她)的报道与述评还会打动读者的心吗？
在这个问题上，某网友的观点很有意思：一些还弄不清楚的历史问题，要从战略的角度，为中日友好、特别是当今中国的国家利益服务。想想也有趣，近十年来，我们把作为个案的“徐福东渡”，由“传说”，上升到“历史”，恐怕至少没有伤害中日民间的感情吧。
受制于学识与条件，本人的搜索难免遗珠；收入的，也因有近半论著未能亲见，会出现望文生义，实与本题无关的情况；若干文章的作者姓名、籍贯，发表的期刊、出版社的名称和日期也许不确切，以及其它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本人的工作，是在他人，特别是郑樑生、吴大昕、陈小法、范中义等前哲时贤的基础上进行的，故应是迄今为止关于明代倭寇研究中文论著目次之较完整的辑录，也是本人十年的留心之作。
本题录还有以下特征：第一，突出了大陆，尤其是上世纪五十年代的论文，向国际倭寇学界传递了大陆锁国时期人文学者的思考信息，使得倭寇研究学术史回顾较为完整。第二，为方便初涉者较快地了解研究的历程与现状，本人对自己认为的各时段主要的代表作及思想倾向做了提示。即每条文后，加“A”的，意为倾向嘉靖倭寇是反海禁说的新论；“B”系支持嘉靖抗倭是反侵略说的传统观点；“C”则既认为嘉靖倭寇主要是海禁政策造成的，是国内矛盾，同时又认为镇压倭寇是必要、正义的之折中说。在此重申，这三种观点，都早在上世纪50年代闭关锁国的大陆诞生了，这是新中国历史学界、思想界的骄傲。第三，尽可能标明论著作者的所在国家、地区(未标明的一般指大陆)，以便大陆学者反思：在此领域，我们的探索为何老是重叠？我们贡献了多少思想？怎样改变倭寇发生在大陆，但史料整理和研究题材的开拓主要在海外的尴尬之现状？第四，拓展了研究空间与相邻学科的题材，因为，进行交叉与综合讨论是今后国际倭寇研究的趋势，也似乎是本索引的主要贡献所在。
只知耕耘，不问收获。乐意付出，不求回报。拳拳之心，唯恐误解。一无所有，仅存思索。
班门弄斧，尤喜争鸣。痛恨浮躁，愿铁成钢。吾爱吾师，更服真理。学界错爱，无鞭自蹄。
附言：关于倭寇研究的日文资料及日本、台湾的学术动态，可详见拙文所揭之郑樑生：《明代倭寇研究之回顾与前瞻——兼言倭寇史料》、吴大昕：《明嘉靖倭寇研究的回顾》、陈小法：《明代中日关系史研究动向——以倭寇为中心》等大作。
2005年3月21日初稿
1985年后，大陆在嘉靖倭寇研究领域虽也出现过诸如王直、城防体系、走私港口等方面探索的比较优秀的论文，但更多的是在“炒冷饭”。关于倭寇性质、影响等问题的争鸣，貌似激烈，但涉及到关节点，不是以有力的论据、缜密的推理与对方相争，而往往王顾左右，各说各的；或模糊概念，力避实质性的碰撞。如此治学，虽省力，又易出“成果”，乃至获奖。但一些“本来不该成为问题的问题”，却因此长期成为“问题”而不能解决。故从整体上讲，我们的嘉靖倭寇研究，还大体停滞在1980年代前期林仁川、戴裔煊、郑抗生、杨翰球、陈学文、郝毓楠、王守稼、毛佩琦等前辈的水平上。也可以这么说，近二十年来涌现的数以百计的关于嘉靖倭寇研究的论文，多数可看作是上述等专家在20年前所用的史料与观点的颠来倒去、拼凑组装而已。
学海不认可“人海”，也不仅仅重在参与，而是需要我们呕心沥血的付出，可我们的症结，却却在此。出现这种众人拾柴，火焰不高之结局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也是与我们现阶段大的学术环境相表里的(倭寇研究在我们的社科研究中似处于中上水平)，但一个突出的问题是，许多参与者没有把学术史背景搞清楚就进入了角色；有些论文，横空出世，没有提到半点前人的成果。结果，一方面，倭寇研究存在大量的空白。如嘉靖中前期与明摩擦的主要“夷人”是葡萄牙，构架16世纪中西经济、文化桥梁的是澳门，但至今似乎还没有出现葡萄牙、澳门与日本、倭寇之比较的专论。再如，既然认为“南倭北虏”是明朝的两大心患，那么，为何不去讨论隆庆放洋与蒙古封贡互市有否必然的联系呢？这些仅从宏观上放眼，若从中观和个案探寻，“荒地”俯拾即是。另一方面，许多课题“撞车”，典型的是，大家围着戚继光做文章。如果把有关戚继光的专著、论文和其他形式的大小文章全排列出来，恐怕要占据大陆倭寇研究的“半壁江山”。
进入21世纪以来，一批前沿学者，还不约而同，把自己在本领域的主要知识产权——早在三十年代中国学界萌芽，五十年代大陆历史学家尚钺、吴含等独立、明确提出且又不难发现的“倭寇新论”，拱手相送给东瀛，这不仅涉及到大陆三代学人在本学科的建树，有的专家还“化神奇为腐朽”，藉此推理出，持新论者有意无意地为侵略者开脱的结论，以致久违的“棍棒”、“帽子”在新千年的中国学界再次浮现。在这次“王直墓”风波中，某大报就是依仗这个“刹手涧”，以“专家”的名义，“辩驳”新论。如此无的放矢的争鸣，除了误导，有何益处呢？这一事例说明，我们对学术史背景的疏离和对不同时期代表作的忽视，已形成“定思”，这对学术研究的突破与深入的制约，是不言而喻的。
据本人粗略推算，上世纪至今，海内外关于倭寇研究及相关内容的论著在800篇(部)左右，除中文版的500篇，尚有日文写成的200篇，用英文等其它文字撰写的及本文遗漏的中文论著等在100篇左右。由于倭寇研究的时间跨度大，参与人员多，成果发表的期刊、出版社庞杂，一些重要的思想又不一定在专论中提出，资料收集较难下手，而现有的类似索引的论文，收入篇目有限，且都未发表在大陆的期刊上，一般读者不易看到，这就为我们了解此领域的学术史背景增加了难度。为帮助更多的对此课题感兴趣者入门，笔者编此索引。
同时，也想借此机会，提醒新闻界的朋友：倭寇研究在国内外是一个比较成熟的学科，又涉及到中日两大国的历史和当代情感，相关的报道、采访、述评，要尽可能客观、公正，最好能看一点资料后，再发言。有些记者，明知一些事实真相和学科进展，如某记者已读到倭寇“新论”是大陆学者独立提出的文章，但报道仍称“少数日本学者就率先提出”。这种只要有利于自己的立论，该取的观点不取，该放弃的理念不放弃的做法，实在不敢恭维。连现、当代人的真实思想，也不敢告诉读者，怎能帮助公众去了解数百年前的历史呢？如果当读者知道记者隐匿了事实，那他(她)的报道与述评还会打动读者的心吗？
在这个问题上，某网友的观点很有意思：一些还弄不清楚的历史问题，要从战略的角度，为中日友好、特别是当今中国的国家利益服务。想想也有趣，近十年来，我们把作为个案的“徐福东渡”，由“传说”，上升到“历史”，恐怕至少没有伤害中日民间的感情吧。
受制于学识与条件，本人的搜索难免遗珠；收入的，也因有近半论著未能亲见，会出现望文生义，实与本题无关的情况；若干文章的作者姓名、籍贯，发表的期刊、出版社的名称和日期也许不确切，以及其它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本人的工作，是在他人，特别是郑樑生、吴大昕、陈小法、范中义等前哲时贤的基础上进行的，故应是迄今为止关于明代倭寇研究中文论著目次之较完整的辑录，也是本人十年的留心之作。
本题录还有以下特征：第一，突出了大陆，尤其是上世纪五十年代的论文，向国际倭寇学界传递了大陆锁国时期人文学者的思考信息，使得倭寇研究学术史回顾较为完整。第二，为方便初涉者较快地了解研究的历程与现状，本人对自己认为的各时段主要的代表作及思想倾向做了提示。即每条文后，加“A”的，意为倾向嘉靖倭寇是反海禁说的新论；“B”系支持嘉靖抗倭是反侵略说的传统观点；“C”则既认为嘉靖倭寇主要是海禁政策造成的，是国内矛盾，同时又认为镇压倭寇是必要、正义的之折中说。在此重申，这三种观点，都早在上世纪50年代闭关锁国的大陆诞生了，这是新中国历史学界、思想界的骄傲。第三，尽可能标明论著作者的所在国家、地区(未标明的一般指大陆)，以便大陆学者反思：在此领域，我们的探索为何老是重叠？我们贡献了多少思想？怎样改变倭寇发生在大陆，但史料整理和研究题材的开拓主要在海外的尴尬之现状？第四，拓展了研究空间与相邻学科的题材，因为，进行交叉与综合讨论是今后国际倭寇研究的趋势，也似乎是本索引的主要贡献所在。
只知耕耘，不问收获。乐意付出，不求回报。拳拳之心，唯恐误解。一无所有，仅存思索。
班门弄斧，尤喜争鸣。痛恨浮躁，愿铁成钢。吾爱吾师，更服真理。学界错爱，无鞭自蹄。
附言：关于倭寇研究的日文资料及日本、台湾的学术动态，可详见拙文所揭之郑樑生：《明代倭寇研究之回顾与前瞻——兼言倭寇史料》、吴大昕：《明嘉靖倭寇研究的回顾》、陈小法：《明代中日关系史研究动向——以倭寇为中心》等大作。
2005年3月21日初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