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德十四相的任免

摘要：一般的看法，武德朝共有十二位宰相。出任宰相的资格，正如后来所看到的，是三省长官（尚书省令、左右仆射，中书省〈内史省〉令，门下省侍中〈纳言〉）。当然后来还有变化，兹不赘述。实际上，在武德九年的时候，也就是兄弟相残以后、太宗即位之前，又有一次重大的人事调动。[1] 严格说起来，房玄龄、高士廉也算武德朝的宰相，我们予以考虑。[2]

我们的这篇文章，意在通过武德朝十四相的任免及时事政局的分析，来阐释影响其任免的可能的因素。适当扩大范围的话，甚至可以阐释影响整个武德朝的用人因素。

关键词：宰相制，宰相任免，影响因素。

中国古代的官制是十分健全的，文献也汗牛充栋（当然亦有冗繁相诘处）。我们要看到这里有一个逐渐成熟的轨迹。关于宰相制度，我这里不愿多说，因为这不是本文的主旨。现在有一个共同的认识，即直到武德朝（甚至贞观朝前期），尚书令、左右仆射仍有明显的对于决策的支配地位，各省宰相之间实际上存在着不平等，中书门下仍不免要围着尚书转。这是魏晋以来的遗风。[3]当然，此时的尚书令、左右仆射们不会料到，后代尚书省的长官们竟会逐渐被排斥在宰相圈之外，其职位仅成为非实用的名誉称号。[4]

基于此，我们甚至可以不把武德朝的中书令、侍中当宰相看。好在我们的着眼点在这一时期影响其用人的可能的因素，而集中以“十四相”为代表罢了。

众所周知，隋唐是一个革旧布新、承上启下的时代，许多历史症结都集中在这里。相比较而言，作为过渡的武德朝，短短九年时间，又值国家分裂、外患不息、战乱不已、典制无行之际，其历史作用恐怕仅用“过渡”二字即可了得，无需多论。实际上，情况可能并不是这样。我们认为，武德朝做了许多历史性的“试验”，重新审视了传统经验在当下的可行性，总结了教训，又实践了创新的成果，获得了第一手资料，为后代的施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功不可没。当然当事人也许是无意的，反省的总是后人。反映在用人上，我们确实可以看到几种试验性的模式在发挥着历史性的作用。以下略试分析其可能的影响因素。

（一） 战事频仍

再严谨的制度，在战争时期，仍面临着将遭摧毁的危险。更何况是全境的战争。战争是非常态的，它中止了社会正常运行，打破了正常的生活模式，也激荡着原有的运作习惯。

翻开一部《资治通鉴》，仅武德九年间，大小战事不下百许起。混乱之际，也正是用人之际。我们可以看到，许多敌国的将领来降，武德朝均给予褒奖，授勋加爵，赏金赐绢，供粮给马。[5]

李世民在武德元年就做了尚书令，但久不主朝政，长期在外，南征北战，与其说是宰相，不如视作挂职。刘文静也在武德元年拜相（纳言），不出十天，就随世民“征西”去了。而刘的除名，也是因为战事失利，而不是位居纳言失职。[6]

在中央实际主持朝政的是裴寂、萧瑀（后来还有封德彝、陈叔达）。但在战事最吃紧的关头，裴寂仍然出去带了一次兵，并吃了败仗，并一度失宠，但很快就掌政了。[7]武德六年四月，吏部尚书杨恭仁兼中书令，检校凉州诸军事。虽居宰相职，实是遥领。升官快多同战事紧相关，或者说升官只是鼓励其更积极投身于战事。

当然在武德后期的人事调动中，也有其他的可验知的原因，详见后面的分析。

（二） 门阀观念的遗留

就像许多人说的，自隋唐以来，门阀制度逐渐瓦解——决不是荡然无存。隋文帝一上台就取

消九品中正制，其政策出台的背景是士族的衰落。衰落并不等于消失。事实上，终唐一代，我们都可以看到这种影子。另外，隋文帝在取消九品中正制、实施科举制的同时，还实行了荫官制。在某种意义上说，荫官制苟延了士族的残喘。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窦威、窦抗、萧瑀和宇文世及都是隋唐皇亲，封德彝是山东士族，陈叔达是江南贵族。就连李唐一族也是北朝新兴的士族。[8]刘文静的被诛，除了别的可知的原因外，也与他的出身低微有关。

一般的看法是，科举制的施行造成了对门阀士族的致命打击。但这种打击，很明显，直到唐朝中后期推行两税法开始，才发挥作用。门阀士族社会影响的消除最终要在经济上解决。[9]

（三） 文治的需要

纷纷嚷嚷几千年，维护历史的总是那些文化人。李唐人尚武，有北方民族遗风。但马上毕竟

不能治天下以长久，文化人发挥作用了。

“（元年五月）壬申，命裴寂、刘文静等修订律令。置国子、太学、四门生，合百余员，郡

县学亦各置生员。”（《通鉴》一百八十五）

“（七年）三月，初定令……”（《通鉴》一百九十）

“夏，四月，颁新律令，比开皇旧制增新格五十三条。初定均田租、庸、调法……”（同上）

在武德九年的时候，发生了一起关于“废佛”与否的论争，各文化人士纷纷上台发言，陈述自己的主张。另外，李世民开文学馆，广招天下能人，治学措政，蔚为壮观。[10]

在这里，我们仍能找到门阀士族的影子。治世需要文化人，而文化人大多出身于门阀士族。至于说通过科举制为政府和社会培养人才，那是很晚以后的事。事实上，我们能够看到门阀士族有多么大的影响，除经济根源的原因外，还因为与之协同的对于文化的长期把持。

我们可以看到，在武德朝的宰相们中，裴寂、萧瑀、封德彝、陈叔达等都是历官数朝的官员。熟识典籍，经验丰富，精通律法，晓悉朝制，个个都是难得的经邦济世之才。其中的萧瑀和陈叔达是南朝皇室出身，受过良好的正统皇家汉文化教育，这对于渴求正统认同的李唐王朝来说，是一笔不小的财富。[11]

（四） 稳定地方的考虑

前面已经涉及到，出于稳定地方的考虑，武德朝在用人上，同时兼顾了关陇贵族和山东江南

贵族的利益，达到相互掣肘、稳定朝局、安抚东南的效用。

参以十四相分析，关陇贵族占居多数，说明在唐初政权中仍处于核心地位。但他们中，刘文静任职不到一个月即被除名，窦威只做了二十八天的宰相就去世了，窦抗也只做了四个月。裴矩、宇文士及武德七年、八年才任宰相，时间不长。[12]杨恭仁是遥领。李世民和李元吉又是皇子，另当别论。长期当任宰相、执掌政务的是裴寂、萧瑀、封德彝和陈叔达。这说明在实际政务的处理上，山东士族和江南贵族还起着重要作用。这是因为，“关陇贵族集团本身成员既不多，加以尚武的风气，能够经世治国的人更少，因此必然要吸收其他人员来参加统治。”[13]这又与上面的分析（“文治的需要”）契合。

不管怎样，正如我们上面说的，这种由于地域的分歧而对宰相任免的影响是微之又微的。我们所能看到的是，武德时战乱不止，缺少人才，在任用免职时是不用考虑更多的。

（五）  人际关系与裙带连襟

    毋庸讳言，贵族社会的最大特点之一就是把血缘看得特别重，中国的情形似乎更为甚之。[14]在人治的时代，个人的作用发挥到极限。当然我们要看到，在这个“个人”的周边是一张庞大的人际关系网，各方利益的纤维使这张网空前牢固。当这个“个人”做到皇帝的份时，他的作用的极限发挥，肯定有这张网的功劳。

   仅以武德十四相——皇帝关系网的核心纤维束——来看：李世民、李元吉是皇子，裴寂与李渊的私交好，窦威、窦抗是李渊的内亲，宇文士及与李渊有旧交；其他的官员也力主讨好李渊，以发展关系网，保住官位或得以升迁。

  刘文静的被诛，多少与此有关。不但刘文静和李渊的私交相对较浅，而且和李渊私交很深的裴寂又与刘文静有嫌隙。这时候，即使有正直人士如萧瑀等，也救不了刘文静。[15]而封德彝本来是不被李渊重视的，却圆滑世故地给李渊献“密计”，不但证明了自己的才干，更重要的是和李渊有了来往，建立了私交，以至于当了那么久的宰相仍太平无事。[16]事实上，这是整个中国历史上经常发生的事（当然也有例外，多是皇权极度被削弱时）。

    在这里，我们要看到，发展和皇帝的关系并不是万能的，真正的依靠是自己的才能（尤其在动荡时期）。但可以肯定的是，是否与皇帝有密切的联系绝对影响着官员们的仕途（尤其是人治作用发挥到极限的时期）。

（六） 诸子谋位的影响

我们现在认识到，李渊不若新旧《唐书》和《资治通鉴》所形容的那样软弱无能而毫无主见。

[17]那么我们也可以谨慎地推论前述三书对李建成、李世民和李元吉的形象塑造有隐饰的地方。事实上，三人（也许还有别的皇子）都在觊觎着皇帝的位子，并不断发展着自己的势力。李渊也应该会意识到这一点，而不得不作出相应的调整，使自己能够驾驭全局。我们可以从人事调动中捕获一点信息。

刘文静和李世民的个人关系。我们可以说，李渊免去刘文静的职位并最终杀了他，是要给李世民一点暗示。但如果真要这样理解的话，可能就会犯一个致命的错误。[18]毕竟这件事发生在武德朝前期，根基不稳，政局不定，外部对唐王朝的压力很大，诸子的争斗还不到时候。也许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刘文静有谋反的迹象，这对于李渊稳定自己在关中的地位很重要。

但到武德四年的时候，李世民消灭了窦建德、王世充两大势力（刘武周已于上年平定），诸子间的争斗日见明朗化。而这以后的人事调动也更为频繁，表明了李渊态度的摇摆与诸子势力的消息。[19]李元吉的想法大概是要渔翁得利的，表面上倾向于建成。这样就在朝廷上形成“太子党”和“秦王党”。

大体上，李世民、萧瑀、、陈叔达、宇文世及及其他相关官员组成“秦王党”，李建成、李元吉、裴矩等一干人结成“太子党”；封德彝左右逢源，两面通好，符合他一贯的处世原则。[20]裴寂跟着李渊转，大概是预计到哪方胜利对己都是不利的吧？只求全身而退。[21]这只反映在宰相圈内罢了，其他官员的任免也与之有关。

最后终于酿成了“玄武门之变”，同室操戈，祸起萧墙，演绎了又一起专制社会的谋位惨剧。李世民一“听政”，又进行了一次人事调动。不但把自己的亲近官员提拔成掌权大员，还有拉拢了不少原“太子党”的人，开始了独具特色的贞观朝的用人。但直到贞观二、三年间，这种武德朝的惯性仍发挥着作用。[22]

至此，我们已分析了影响武德朝十四相任免的可能的因素。正如开头说的，我们试图由此而扩大到影响其他官员任免的可能的因素。在这里，我们要强调的是：第一，上述影响因素不是一定要发挥作用，也不必这样。所以我们一再强调其影响因素的可能性。第二，我们的分析仅就普遍的现象和背景而言，具体落实到每一起事件，则应该是综合的效应或还有别的影响因素。第三，我们这里所说的“官员”更指中央官员，因为武德朝的政治还不能说是中央集权，地方的权利很大，并不一定买朝廷的帐。这个问题的解决几乎是贞观朝头几年最头疼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