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岱年先生论中国文化

中国近代、现代和当代史及其历史主题和任务，从某种意义上可概括为对于现代化的认识、理解和建设。其中，有两个方面的课题需要解决，一是如何对待古代文化遗产以及如何古为今用，一是如何对待西方文化成果、如何进行中西文化比较以及如何洋为中用。就这个课题，大致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五六十年代和八九十年代展开了三次讨论、研究高潮，无数伟大人物的思维力参与其中，表现出生动活泼、波澜壮阔的热烈场面，并为我们今人继续这两课题的研究、继续进行现代化理解和建设，提供伟大的指导意义。

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张岱年先生是值得大写特写的。不光是因为在挖掘古代文化方面张老提出了理学“气”派，不光是因为在中西文化交融方面张老开创性地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哲学结合起来、并用唯物论来诠释上书“气”学，不光是因为张老原创性地从范畴分析的方法论着手著就重量级作品《中国哲学大纲》，同时包括张老对中国文化精髓的哲学性总结，并就这些活的精髓如何在中国的现代化中发挥作用，进行了富有启示性的理论探讨和研究。

我的参考文献主要是邓九平先生编辑的《张岱年哲学文选》（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9年10月），内中收有张先生的大量关于中国文化研究的文章；其他的参考文献主要是关于张岱年先生研究的文章，数量很多，与此不一一列出。

 

 

关于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除了在许多地方数次提及外，张老的集中论述在《论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1982年9月8日）和《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1993年7月7日）两文中。关于前文，张老总结出“刚健有为”“和与中”“崇德利用”“天人协调”四点内容，关于后文，张老总结出“天人合一”“以人为本”“刚健自强”“以和为贵”四点内容。比较张老前后二文的关系，我们会发现些微的差异，但大要没有丝毫更改的。不过从这些微小的变化中，还是可以获得有价值的信息，对时人有启发，表现为两点：一，顺序的变化，尤其是把“天人合一”放于首位，“刚健有为”则退而求其次；这是因为毕竟是“天”的一种特性，对于人仅只是鼓励倡导，同时人类活动的最终目的无有出于“合自然”的，“天人合一”是最高价值。二，表述的变化，尤其是用“以人为本”来取代“崇德利用”；这是与时势发展相适应的，同时亦可看作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关于“人道主义”的争吵的结果和上世纪末全球关于“人权”争吵的结果。

我们作为后辈小人的，对于像张老这样大人物的著述，根本无资加以妄自评论，能够作为积极的补充，已是万幸。那么，作为可能是积极的补充，我愿进行下面的论述：一部中国近代、现代、当代史，就是中华民族不断奋进、进行现代化探索和建设的历史（这一历史性为业仍在进行中），故而强调“刚健有为”“君子日夕惕”是主线，张老提倡把这一条作为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是十分英明的；随着我们新中国的建立，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巨大成就，中国的现代化已略有小成，逐渐发展出自己的道路来。这不能不说是“刚健有为”的提倡的结果。时至今日，“刚健有为”仍是要大力提倡的，然而同时也因了时势，为“逍遥”“阴柔”“无为”的出笼创造了舞台，文化建设及其丰富多彩是内在的规律。（张老后来把“刚健有为”降格下来，或许有这层深意。）

另外一点愿意斗胆申述的是“神道设教”，这是郑万耕老师数次谈到的，同时也可认作是对张老如上概念的中国文化基本精神的补充。中国不断实现现代化，其表现之一即公民化和民主化，但在可预期的未来，仍有一个精英治国立邦的时期，这是不可避免的，一方面是因为中国的现代化尚处于草创阶段，另一方面则是由于我们中国有发达的精英文化传统。那么，来自精英的经世策略如何为平民所知、如何使现代化建设成为全民的运动？“神道设教”成为我们老祖先留给我们的法宝。既使张老一再倡导的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也大致需要通过神道设教的可操纵手段普及为全民族的精神。当然，时值今日，我们完全被允许对“神道设教”的内容进行添补，但这一形式是如此重要，不能不成为对张老的补充的。（相关理论论述，还要向郑老师讨教）

 

 

关于中西文化方面的论述，集中体现于张老的《世界文化与中国文化》（1933年6月15日，天津《大公报》）、《正确认识中西文化的异同》（1987年《东西文化研究》第一期）和《中西文化之会通》等相关文章中。在张老看来，文化是不断发展着的、变化着的，从来没有停息的。中西文化事实上一直在碰撞与融汇中，当然最厉害的还是近代的这一次。在此之前，中国文化一直处于上升阶段，包容性很强，从来没有无故刺激的时候，但近代以来的文化碰撞（交流）给中国文化的刺激太大了，几乎是从根子上的刺激，从而产生了一些类似自愿充当亡国奴的悲观论调，或者是乐观的全盘西化，或者是盲目愤怒的保守。张先生看得很淡然，不主张走极端。一方面中西文化亦有相通的地方，不是截然相反的，一方面中西文化亦有可以互补的地方；张老展现给我们的是非中（传统）非西、亦中亦西的全新的、社会主义的、（新）中国特色的文化前景。

作为小子后辈的我，亦斗胆不忝补充两点：一是人类的惯习，往往厚今薄古，故而昔日中西文化碰撞（若佛教的中国化），内中亦不乏有大刺激，只是距我们今人太遥远了，故而痛疾无涉罢了；二是张老没来得及述说改革开放以来（新时期以来）的中西文化碰撞，而事实上这一时期的中西文化碰撞已不若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亦不若五、六十年代，张老有心而无暇轮机，斯为憾！

同时，郑老师所强调的“神道设教”，作为现实的考虑，于此亦有适用的。这又是一个大课题，非我这篇小文所能赅尽的，姑俟以往。

总而言之，张岱年先生于20世纪中国，无须可以地拔高，也是卓然岿立的，后人被泽受恩，无以泉流言之。

自先生过世一年来，中国诸界秩序井然，各自为业然潜流暗滋，在深层次的文化意义上庶几孕育着火山的信息；张老自发光于热，吾等后辈小子亦伐薪抽添，庶几中国文化陡然焕新，以小子之幸，先生之心，民族之性。

 

后记：张先生过世，无以为识；今始结缘，借论文小域，兼拜先生，天人稍鉴！

 

 

2005年6月9日于京师鼓楼刘宅东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