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思维的一个冲动

——试图打破二元素辩证法的四元素辩证法

   “辩证法”的严格概念界定及其性质属性描述，大致是从西方引进的。中国古人不用这个词语，但未必不具有这个思想。所谓逻辑无国界，这是实情，容不得质疑。但西方人讲辩证法，大致是二律背反说，即使也讲统一、过程，对立的却仅是截然相反的两个元素；中国古人也有这样讲的，但其心底未尝没有一个冲动，即“辩证法”的四元素说。事实也大体是这样发生的，尤其是道家（教）人物及受其影响较深的魏晋玄学家和隋唐以来的儒家们。
    寻求东西“辩证法”思维差异的本质动力因大概是没有结果的，因为排除神学和神秘主义解释外，其本质动力因似乎反而相同了，那就是中西人作为“类”的同一存在。但有一个线索是大致明朗的，即西方主分，东方（中国）主合，从而为东西“辨证法”思维差异之动力因解释提供一份参考。本文的兴趣显然不在这些比较性的讨论，而更愿意描述一番中国“辨证”思维四元素说的现象，并稍为分析其影响因素，盖有资于大方，则幸甚。可以理解的是，行文中更多地提涉了道家（教）系统，这是不言而喻而又不证自明的——作为文化事项中的阅者来说。

   《易纬·乾凿度》云：“易一名而含三义，所谓易也，变易也，不易也。”郑玄依此义而作《易赞》及《易论》云：“易一名而含三义：易简一也，变易二也，不易三也。”（见孔颖达《周易正义·论易之三名》）按我的理解，《易传》是强调过程的（“推天理以明人事”“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刚柔始交而难生”“天地交泰，后以财成天地之道”），则《易纬》和郑玄的释义有偏颇（或曰言不尽）。单就“易”与“不易”言，其过程著显于何况？于理推之，有二：即易不易，无易非不易；加上“纯易”（易而非不易）与“纯不易”（不易而无易），则四焉。我这里不是作文字游戏，勉力而凑数，盖其理于实亦可徵之。尽管任何比喻都有缺陷，今姑且以晴雨为譬：设“纯晴”或“纯雨”为不易，由晴入雨或随雨转晴为易；则即雨未雨或即晴未晴之倏忽为无易非不易（非雨非晴），既雨而未失晴或既晴而未失雨之转瞬为即易又不易（且雨且晴）。此理盖可衍之，则应事而无穷。再以“易简”论，亦有四端：曰易而简，曰无易而非简，曰无易而简，曰易而非简。
    《庄子·齐物论》云：“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物无非彼，物无非是。……彼出于是，是亦因彼，彼是方生之说也。……因是因非，因非因是。……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应当说，庄子的逻辑始终纠缠于相对法（主义），再加上神秘主义倾向，故有如是宏论。按照成玄英的解释，“彼”和“此”是一对范畴，“是”和“非”是一对范畴，庄子以彼对是（“彼出于是，是亦因彼”），是“言约理微”。现代学人钱钟书衍而推之，认为中国文字存在一种一字分训、合训、对训的现象，以此来诘驳黑格尔对汉字的蔑视。此等说法固有可是之处，然似未臻庄子真意，又稍未扣中国古人思维之心声。可以这样说，庄子为文，首先表现为一种态度，所谓“蹄荃两弃”“得意忘言”也。所以庄子主张寓言说，“以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时恣纵而不傥，不以犄见之也。”（《庄子·天下篇》）反映的还是一种态度，内中尽蕴古中国思维之精髓。故单就庄子的是非观而言，至少应当具有如下意思：即是又非，无是无非，是而不非，非而不是；而且要无著与任何一端，达到混沌状态，方至无碍矣。
    庄子是非观大概又可衍出如是义：是即非，非即是。这在后人的阐释衍申中，更为明朗，而且直指形上。《朱子语类》云：“理气本无先后之可言。必欲推其所从来，则须说先有是理。然理又非别为一物，即存乎气之中。”若此，则理气在逻辑上判然分明，在本然上又归于一质，理中有气，气中有理，非理非气，即气即理。这又与《老子》为不为及佛家色空有异曲同工之妙趣。
    道教经典《太上老君内观经》讲“心神”曰：“其神也，非青非白、非赤非黄、非大非小、非短非长、非曲非直、非柔非刚、非厚非薄、非圆非方，变化莫测，混合阴阳；大包天地，细入毫芒；制之则正，放之则狂；清静则生，浊躁则亡；明照八表，暗迷一方。”按如上的分析，假若该经祖承老庄精旨，则我可从中衍言曰：其神也，即青又白、即赤又黄、即大又小、即短又长、即曲又直、即柔又刚、即厚又薄、即圆又方，亘介于是非有无之间，恒置于两可坚白之际，方才迷冥万方，混合阴阳，变化莫测，幻灭无端。这才真正符合人类心智的活动，同时也是人类生命活动和精神活动的体现。

    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中国哲学的四元素辩证法，在更大意义上是一种态度，是一种对和合而混沌状态的追求。所以在纯粹的、类似于机械的“辩证法”意义上，还是两元素说（即矛盾对立双方）为是；但中国哲学不碍于两端，而是统摄之，以成四端。细细分析之，四端（四元素）又可归于三元素：曰两执，曰一执，曰两不执。若“即儒又道”为两执，“是儒非道”、“是道非儒”为一执，“非儒非道”为两不执。虽然如此，我仍愿主“四元素说”，这是情感问题，于学理无关。

    科学主义执拗（或曰专注）的目的因之一是探求因果律，我这里也姑息一觅中国哲学四元素“辩证法”的因果律。但诚如上言，所觅者盖非本质之动力因，殊当唤作“影响因素”似更洽。
   一、混淆或曰协统物质和意识、存在和思维，从而在某种意义上或完全地抹煞了事物的差异性；等到王阳明“一念发动处便是行了”，则登峰造极之。实如上言，我不能从根本上解释中国人（尤其是轴心期的思想者）为何那么热衷于和谐、全然、混沌，并做了学理上的阐释，而且差不多一以贯之，直至众所周知的“放眼看世界”，才稍有改观。这种热情在价值学和论理学上的表征，则是动机先于而且重于效果，从而演绎了如许多令人荡气回肠的历史悲喜剧。
   二、相对法（主义）的泛滥。这在道家（教）和大多数神秘主义者那里是娴熟自如的，而且成为思维的先导，乃至于信仰。应该说，相对法（主义）的应用，中外皆有之，而且还在一定意义上表征了人类思维的进步；但像为数不少的中国人那样执著的，为数还是不多的，对于四元素“辩证法”的影响则是不容小视的。
   三、“道”的绝对性。尽管儒释道对“道”的理解和描述多有不同，名称也不尽一致，但作为不可盘剥的最终的共相，则是三家所共同认可的。愈到后来，对于共相的理解和阐释愈多，始终也最终为四元素“辩证法”服务着（同时也被服务着）。
   四、心智活动（思维）的流变幻化性。中国古人对思维的探究着力不少，用功很多，成就斐然。正因为看到了心智活动的复杂性，从而主张或然律，提倡无碍无障，同时又萌生了一种觅求其动力因的浓厚兴趣，最终归之于“道”的虚寂，并努力实践之，这是中国儒释道“心学”的粗貌。
   五、神秘主义倾向。这已在上边数次提及，主要表现为对绝对的、颠灭不破的不确定性以及基于此的不可言说性和随心言说性的笃信，从而发展为一种或隐或显的思潮。从本然的意义上说，人类思维具有神秘主义性。
   六、中国文字的象性思维特征。从通性上说，汉字是象形文字，是表意的，并且把这种特质延续到今天。一字多义在古汉语中数见不鲜，而且各义之间又发生了纠缠不清的关系，从而得以表现该字所指物事理的全貌，使汉字可爱起来（也是在这个意义上，“新文化运动”的白话文改革在某种程度上断裂了古中国人的思维，故其引号当须再保留一个时期，以待历史的评判）。也是在这个意义上，汉字反而不是“象形文字”，倒成了“象形—象意—象事—象声”文字，资以反映世界。“文字即思维”的提法似乎已为时不短，即使它仅仅代表一种观点，汉字也要践行之（且早已践行之），这又是汉字的可爱之处。

    至此，似已大致阐明中西“辩证法”之差异，并描述了中国“辩证法”之“四元素”特质，进而觅求其影响因素。惜功力有限，火候不到，修为浅陋，盖挂一漏万，弃珠取椟，无关痛痒。呜呼哀哉，姑寂俟之。

参考资料：
张立文著：《中国哲学逻辑结构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10月
陈鼓应著：《易传与道家思想》，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书店，1996年7月
傅伟勋著：《从西方哲学到禅佛教》，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4月
钱钟书著：《管锥编》，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8月第1版，1986年6月第2版
唐兰著：《中国文字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6月
庞朴撰：《原象》，见载于《学术集林》（卷二），王元化主编，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12月
强昱撰：《庄子哲学的方法论》，见载于《国际中国学研究》（第6辑），韩国中国学会，2003年12月

注释：哈哈，这篇短文写得很早了，大概是2004年的夏天，当时读书不多，想法却很多，所以写得比较紧凑，有点乱。不过需要说明的，这篇短文可以看作是俺从语言中逃脱出来的标志，从此俺将不被语言束缚，这是相当之重要的。等到后来给李师写易象时，已经是轻车熟路。当时是写给强师的，强师不置可否；后来给董师看，董师建议俺好好读书。哈哈，一晃两年过去了，想想时间原来过得真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