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一些故事

我家弟兄八个，我是老八；没有女娃。大哥今年33岁，我今年17岁，加上已夭折的几个兄姊，我娘几乎每年生一个。农村人务实，不肯让鸡虚度年华，一到晚上，爹就在鸡窝口点一盏煤油灯。鸡的那个傻呀，只要有光就下蛋，不管白天黑夜。结果，个个屁股上的毛都掉光了。我又想起五十大几岁的老娘，那个眼泪呀，直往心里面流。可八十年代初，我们这一带实行计划生育时，我娘还不肯呢！后来还是爹拉着娘到公社去，强行把娘给结扎了，爹难道真的那般开通吗？这倒不是。那是因为，当时的结扎计划还有物质补助，爹是冲着那补助来的，娘后来也不哭了。坐着吃它孙子那些补助。可见，纯思维的观念的改变，还真是受客观物质世界左右的。而中国某些地方观念的陈旧，就因为个“穷”字。
       我们这地方穷。毛主席手上时，那就是人多力量大；可改革开放了，那是脑筋用事，于是就穷了。受教育是纯精神享受的范畴；受学校教育，那更是纯纯的精神享受了。我们弟兄几个的命运，本来也就只有接受家庭教育的份了。可赶上个好制度，几个大的倒混了个小学毕业；几个小的里面，还是数我命好，竟把初中也给念完了。我们这地方，初中生就是秀才，能考上小中专，可就是举人了。可时间却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政府一个下岗分流，连小中专也不包分配工作了。于是富人家的子弟上高中考状元，穷人家子弟就回家拦羊跟工吧。我的命运也就可想而知了。可命运偏就这么会弄人，一次偶然的征文比赛我竟获得了特等奖。乖乖，整整五千元人民币，也就被我拿到手了。于是，关于命运，我是这样理解的：命运这东西，一定不能唯物辨证地把它抹煞了。它还是客观存在的，关键看你如何对待它。坐着不动弹，看着命运在你身上耍把戏，那就是唯心主义宿命论；靠自个儿努力奋斗拼命争取。那就是抓住主要矛盾的唯物辨证论了。
于是，我就上了高中。
      我的学校在大城市里。城市生活和我这个农村来的穷酸小子格格不入。可我也不想在家里住，因为家里除爹妈外，几个哥哥都是我的死对头。原因很简单，我羡慕他们的逍遥自在，他们嫉妒我的读书上学。作为一个人，很少有摆脱人类自身桎梏的：自己拥有的，总是觉着不顺心，因为那是“自己拥有的”；别人拥有的，总是觉得挺希奇，以为那是“别人拥有的”。但同时也就促使了人类不懈的奋斗，把“别人拥有的”变成“自己拥有的”，于是许多事物就又不希奇了，而人类也就进步了。然而人类也总有得不到的东西，有总觉得希奇的东西，于是就努力使拥有希奇东西的“别人”，变为自己的同类，悲剧就又产生了。我的几个哥哥就采取了后一种方式。
      我家就两孔窑洞，因为我最小，又是读书的，就和爹娘一块住，七个哥哥一块住。哥哥们总是对我说，八，不要念书了，早咯回来吧！作为中国倍受沉重学业压榨和吃人应试礼教摧残的典型代表的我，早就向往哥哥们的生活了，在很大程度上是动摇的。但想想父母的艰辛和村人的恭维，我把心底的那股原始冲动给扼杀了。人类是生物进化过程中的一个分支或是一个极端已被英国那个老头子一锤定音了。于是在人类自身进化过程中就形成了许多有完整体系不象封建迷信独立活动的伦理道德，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宗教。这些约定俗成的伦理教义在很大程度上和很长时间里抑制了人类作为生物一支的原始野性，却使人类在它的形而上的体系里活动，但这的的确确就是文明。用马克思的话说，这是偶然现象里的必然性。于是我和哥哥们之间的隔膜就越来越大了，因为他们没有象同化六哥七哥一样地同化我。或曰：世易则事异。
      更使他们不堪忍受的是，在他们连女人都碰不到的前提下，竟有人给我说亲。
      乡下的光棍多，穷人家的光棍就更多了。随便哪个村子哪个里子哪个寨子哪个庄子都能用绳子套出一群光棍来。用时髦的话说，光棍是被动的独身主义者。乡下的光棍有“三最”：最贪最霸最痛苦；乡下的光棍有“三爱”：爱赌博爱喝酒爱女人；乡下的光棍有“三型”：任劳任怨克俭凑攒希冀好日子自我默默奋斗型，怨天尤人惟恐天下不乱乘机浑水摸鱼整天冥冥狂想型，一人饱全家饱挣多吃多捞少喝少得过且过噩噩挨日型。孟德尔做他的豌豆实验时，得出的结果都是“大约符合遗传规律”。老师解释说，那是因为数量不够多差异大的缘故。我就七个哥哥，差不多具有农村光棍的所有类型。现在的许多科学家都在为各条铁打的规律找特例来否定或者说是完善它，我想我的这个孟德尔遗传定律特例也该申请专利了。
      乡下光棍的一条成家立业的捷径就是“为儿”。所谓“为儿”，就是“做为别人的插脚女婿”。娶了别人的女，做了别人的儿……划不来！这就是大多数光棍的思维模式。就算说客千劝万劝，也动摇不了光棍的一颗矢志不移坚贞不渝的心，个人意愿在这里得到百分之二百的发挥。七个哥哥整日整夜赌博掉筐、醉酒滋事、梁天武地、生死打架，他们住的窑洞就象个大戏台，武打戏常演。
      那一日，大稀客“万家婆”上了我家的门。我在院子里念着“I LOVE WING”的英语，七个哥哥爬在门外听“万家婆”和爹娘谈话，时不时唏嘘不已。
      “ 咿——周庄‘杨大发’的女子！”
      “猜猜给谁说的？”
      “给老四吧？”
      “哪儿？给你！”
      “甚哪！老六！”
      “嘘嘘，听，快听！”
      “……”
      “啊！”众人齐声。
      后来七个哥哥把我打了一顿，并迫使“婚变”。原来“杨大发”竟要把他的老女子说给我。说我是个书生，给他做女婿后，可替他算帐写信。我受不了土财主的“土”和“粗”，因为悲剧性的是：我接触了现时的人类文明。七个哥哥一闹，就把婚事给搞黄了。我却因祸得福地避免了一场灾难。所以我特别崇拜老子，因为吝啬和节俭是同义词，而我们的敌人也认为我们是他们的敌人。
      大概是中国传统的“不言老”衍生物吧，七个哥哥决不允许我比他们早娶到媳妇，于是就凑钱买了一个“青海嫂子”，商妥了什么“共产共妻”的事。
      我们这一带人贩子盛行，可冤了国家的法律。一旦某种信念被某一区域的大多数人所共识，它就在该地扎根，因为它受到了这一地人的呵护和栽培。情形和三十年代的共产党受到穷人爱戴一样，但却是一个阴极。这不，人贩子正在和哥哥们说什么“青海货”、“四万元”、“太贵了”、“成交”的时候，乡派出所的同志闻风赶来了。但人数太少，只来了两个，立刻就被七个哥哥给围住了。
      “凭什么不让俺们办婆姨？”
      “女大当嫁，天经地义！”
      “找不到老婆，你们给俺们找？你们共产党给俺们找？”
      于是就乱哄哄起来，最后竟打了起来，而人贩子则乘机溜走了。我没说什么。只是希望政府的公安和公民达到1：1的比例。
      话到此刻，我忽然想到了另一个事物。哲学上讲究主要矛盾，文学上讲究抓典型，因为这样才能“牵一丝而动全身”。而我要提的事物就恰恰是这样性质的事物，但却有很多人回避它，并形成一个禁区。□□□□□□□□□（省略八十一个字）于是我的塑造者在塑造我这个形象时冒了一个险：那就是关于“性”的事。
      到这里，我要佩服我的塑造者了，因为由小说的情节——“婚变”自然而然地接上了“性”的茬。我和爹娘一起睡，可算一个必要条件。那天晚上，我的头脑很清醒，爹和娘“性”了一场。（请不要在年龄上揭我的底，因为这是小说。）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形呢？林肯喜欢用讲故事的形式把旁人的意念引向另一个空间，我也学学他：我曾经见过牛的交配，因为在农村，数这种事无聊了。当公牛挺那一下子时，母牛的整个脊梁骨都一哆嗦。好了，我不想说什么了，总之认为：林肯在以讲故事为形式应付某些场合是个理论上的失败者。
       老师说过，书本上也这么写着，可不关我的事，对不对得来者证明，总之现在是：当某种生物的后天行为在整个行为中占很大比重时，就证明该生物已是很高等了。那么，爹娘的“性”似乎证明了什么。
      我来高中后，发现一个同类，并且是个异性，于是就“物以类聚”地挂上了。那天，我和她谈恋爱时，我问她：“你知道茨威格夫妇吗？”我本来认为她的文史知识是“天圆地方说”的，但她却令我目瞪口呆地回答了：“咱们等着那天吧！”于是我更深刻地认识了这个生态。

  2001年3月于驼城解放上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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