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兰花花》

《兰花花》是“信天游”中优秀的曲目之一，经久传唱，历久不衰，深为人们喜爱。为了不至于“先入为主”，让读者对其内容有个大体的了解，现抄录歌词如下：1
青线线那个兰线线，兰个英英采①，生下一个

兰花花④，实实的爱死人。
玉谷子那个田苗子②，数上高梁高，一十三省

的女儿呦，数上兰花花好。
正月里那个说媒，二月里定，三月里交大钱⑤，

四月里迎。
三班子那个吹来，两班子打，撇下我的情哥哥，

抬进了周家的门。
兰花花那个下轿来，东张西又照③，照见周家

的猴老子，好象一座坟。
你要死来，你早早地死，前晌你死来，后晌我

兰花花走。
手提上那个羊肉，怀揣上糕，我冒上个性命，

往哥哥你家跑。
我见我的情哥哥呀，说不完的话，咱们俩死活

         哟，长在一搭搭。
               ①“兰个英英采” 兰得发亮耀眼。
               ②“田苗子” 即庄稼苗。
               ③“照” 就是望。
               ④“兰花花” 传说是固临镇某村的女子，

                   长得美丽，被地主周家娶去，她不愿意。
               ⑤“大钱”即银元。
需要说明的是，歌词远不及曲调那样给人以第一震撼，只有搭配了旋律的语言才使人的想象丰富起来。正如段宝林先生所提到的，“歌的本质是唱”。2  单纯的歌词是平面文字，只算做文学作品，算不得音乐作品。民歌的特性首先在于其音乐性，以及音乐性基础上的情节内容。 3
   即使《兰花花》带给人们那么多的享乐时光，开辟了如此巨大的审美空间，仍无碍于我讲述一下其产生的历史背景。而且这种背景下的原型人物的事迹，在某种意义上不乏悲壮的因素（至少很大部分故事性信天游确实是如此）。4  人们往往在享受艺术带来的愉悦时感受不到历史的厚重，人类的历史毕竟是一条遍洒血汗的盘山曲径。
   兰花花原名叫做姬延玲，延安县临镇人。从小心灵手巧，长得俊美可爱。与当地一男子相好，偷吃禁果。1936年红军解放了临镇，该男子应征入伍打仗去了。兰花花的父母强把她嫁与某老恶棍。该恶棍不久横祸而死，父母遂把她嫁给一个麻脸的富人。兰花花日遭虐待，终于在1942年病故。5
      应当说，兰花花的事迹上演了一幕活生生的现世悲剧，它揭示了旧社会下层女子 6  悲惨的人生命运，反映了旧礼教戕害人性、阻挠人的自由情感生活的现实。在那个时代，像这样的事件经常发生。但人们追求自由、力谋幸福的心智尚存，则不免要付之于实际的行动，试图去冲破樊篱，实现超越。这种实际的行动往往是自发的、盲目的、鲁莽的，不免要走偏，酿成悲剧。（关于这方面的现象及理解，我在后面还将论及。）
      兰花花的悲剧从她一生下来就开始演绎了。7
   “青线线那个兰线线，兰个英英采”。这句歌词包含了十分浓厚的民俗意义。中国是一个典型的小农经济社会，男耕女织，自给自足。正是在这种物质生活中孕育了中国人的意识形态。也许存在偶然的因素，迎接兰花花的确实是纲常制下的女贱现实，注定了她悲惨的命运。请容许我这样设想：兰花花是她妈在纺线织布的时候生的。这个孩子对生境的第一印象既是，长长的棉线，上下拉扯；黑黑的梭子，左右恍惚；人生的编织从此开始。
      兰花花倒是生下来了，除了不得不推卸的文化国度造就了她的悲剧外，另一个不容忽视的过错是，她“实实的爱死人”。有人会问：“漂亮也有错吗？”有，确实可能有。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和文化氛围中，人性的任何方面都是可以判罪的。兰花花的人生轨迹即实践于这样的“原罪”。
      随着年岁的增大，兰花花可以参加生产劳动了，起兴物也由家里转到了田间。“玉谷子那个田苗子，数上高梁高”。劳动的性质之一是标志主体具备社会接受的素质。这里暗含的意思是，兰花花不仅长得好看，而且善于劳作，绝对是一个好的“家庭把式”。这在以劳动为美的意识形态看来，简直是尤物了。8  所以社会对兰花花的评价为: “一十三省的女儿呦，数上兰花花好。”
      这样好的人才,自然是社会的稀罕“物件”， 9 也就不能奇怪媒人的过度性兴奋了。婚事的安排是如此的紧凑，大概有文学构设的参与。这个姑且不管。我想关注的是，在诸多民俗意义上的婚事仪式所体现的价值认同和制度张力。在这里，我要重点说说媒人。
      中国传统有一种说法，社会上有六种女人碰不得，所谓“三姑六婆”是也。她们口尖舌长，说三道四，走街窜巷，搬弄是非，坑蒙拐骗，遗祸社会。媒人（一般指媒婆，事实上也是）就是这样类型的人。 10 我同样要强调，“三姑六婆”作为信息的传递者，所做的大量的无微不至的社会沟通工作。11  享有信息是人类的共性，人类创造历史的活动就可以粗略地视作从事信息的事业，男女老少，概莫能外。可惜在不短的时期里，男子享有的社交权益太多，女子享有的不足，恰恰为中国的“三姑六婆”的产生创造了千载难逢的契机。值得我们现代人悲哀的是，在特定历史时期出现的这些现象，反倒表现了一种制度性的社会扭曲。12  而且，由于媒婆的历史性活动，竟至于产生格式化的媒俗，以及“明媒正娶”一类的词汇，这是不容忽视的价值民俗力量。
      歌词中有这样一句，“撇下我的情哥哥，抬进了周家门。”如果我们没有故事背景的交代，印象是不深刻的。实际上，其背后隐含了极其丰富的内容。单从信天游本身来说，很大数量的曲目都包含于这一内容中。从某种意义上说，民歌就是情歌，这已几乎成为共识（当然如果仅是这样处理的话，也太过鲁莽）。信天游也是这样。绝大多数的情歌都要反映未婚男女的纯情（注释中提到的“猥亵歌”可叫做已婚男女的“浊情歌”），人类非理智中性升华的大多数就贮藏在这些“真流露”的纯情男女身上。我同样可以想象，在旷远辽峻的山间地头，兰花花和她的“情哥哥”在劳作中凝结于田苗子的情感游丝，荟萃于土豆疙瘩的纯然灵犀，以及高粱穗头的心灵契合。 13
      另外需要交代是，在兰花花进“周家的门”之前，还有与情哥哥送别的一幕。歌词交待的不清楚，但这样的曲目简直是数不胜数，而且大多是历史浓缩的精华产物。中国人感情的细腻是举世闻名的，离愁别绪是最典型的表现方式。14  最具有代表性的反映这一主题的信天游应当是《走西口》。在这首九曲悲肠、摄人肺腑的信天游中，几乎包含了所有传统中国人的阴阳相济和“陌生化”心理。从这里，可以看到古代中国特有的审美“三棱镜”，以及置于太阳底下的七彩光芒。15
      “兰花花那个下轿来，东张西又照”。陌生的人，陌生的物，兰花花的人生航程将最终在这里抛下铁锚。“大姑娘坐轿——头一回哩”！那种新婚的焦虑、害羞、渴躁不安，是难以言表但可以想见的。在这种杂碎的心态下，有一重情感是最最放不下的，那就是她的情哥哥。“照见周家的猴老子，好象一座坟。”这是最现实的打击。那种恋情失却、人物两非、欲舍不能、悔恨交加的心情在一刹那间变作为宇宙间最恶毒的诅咒：“你要死来，你早早地死，前晌你死来，后晌我兰花花走。” 16
      后两句可以是实写，写兰花花借口回娘家,私奔到情哥哥家里，痛诉心迹，言呈心志，告以决心；也可以理解作虚写，即兰花花幻想作自己携带食物去会情哥哥，以叙幽情。事实上，我们知道，她的情哥哥已经当兵去了，理解作虚写更切合实际。 17 我这里想重点提及的，是那种男女之情所激发的强大的勇气。不论兰花花是仅有这样的意识，还是已经化作了一种实际的行动，都可以表明礼教在“性情的真表露”面前所暴露的致命弱点。18  这种现象在中国是最为典型的，理由之一是中国历史上存在的十分成熟的礼教制和自由人性之间张力的时时缺失。当然，从某种意义上说，兰花花去找她的情哥哥，本质上是一种“违禁行为”。如果她把这种行为持续下去的话，不外乎又将产生一首“打伙计”的“猥亵歌”。撇开价值因素不提，单是如此方式的“性情真表露”（或曰“自由追求”），算不得长久之计，为己也不心安，终是悲剧的结局。最理想的方案是提出婚姻自由的革命纲领，并矢志不移地追求之，笃行之。这在当时的历史力量储备中，已经具备了相当成熟的条件，并在事实上也终于汇入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的洪流中。
      我们知道，兰花花的情人入伍打仗去了，这本身就给我们一个信号，中国妇女的命运从此将揭开一页新的篇章。回过头来再看《兰花花》，恰值于历史大变动的转折点上。兰花花的死，代表了旧事物的终结，预告了新事物的创生。可以说，《兰花花》是中国历史上礼教婚姻妇女的最后一幕悲剧，其存在价值正在于此。



                              2004年3月11日完稿

注释：

1可以预见的是，这里抄录的歌词有遗录的内容，这是每个民歌采集者不得不面对和思索的现实。
   2参见段宝林先生的《论民间文学的立体性特征》。
（苑利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民俗学经典•民俗理论卷》第144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3月）
   3这使人联想到引起地震般轰动的加拿大人麦克卢汉，以及他带有魔性的著作《理解媒介》。虽说麦氏的观点饱受了不少聪明人的非难，我仍愿意因而申之曰：信天游的曲调本身就创造了意象。
   4许多故事性信天游都有原型原事，时人加以讽喻，众口传唱而流行开来。这已经具有了民俗学的意义，它在大众文艺领域是数见不鲜的。
      5参见论文《名不可埋　功不可没——陕北民歌作者初考》
（作者：崔月德　王峰存，西部文化网→西部文学>>评论〈http://www.weasten.com  〉）。
      “兰花花”事迹流传的版本很多，但大同小异。在这里，我又看到了另一种民俗现象——即口承文学（包括歌曲）传播的流溢性。关于大众文艺的传播，可参看刘晔原先生的著作《大众文艺学》，里面有精彩的论述。
（刘晔原著：《大众文艺学》，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2年1月）
      6当然中上层女子的人生命运也是别样的悲惨，而且也有申之于民歌的。但这种性质的信天游数量往往不多，可能在流传途径上有障碍——这种障碍几乎可用来诠释传统社会上下层之间所有的隔膜。另一个原因可能是，这类女子多是识字的，她们可以从文字中寻觅到别样的宣泄空间。参见刘经庵先生的《歌谣与妇女》一文中，带有原创性质的精妙论述。
（苑利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民俗学经典•史诗歌谣卷》第76—94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3月）
      需要说明的是，刘先生的这篇论文，对于众多妇女的类别处理有点粗糙。当然在整体上不影响其效果。还要强调一点的是，我说那些妇女的命运是“悲惨的”，显而易见是以今天的视角来度量的，我们不应当忽视价值判断背后的历史性因素。
      7当然，在更多数情况下，人们更愿意把这两句歌词解释作文学意义的“起兴”，也并不为过。我想说的是，借以起兴者，乃农事农具也。这样的例子很多，“鸡娃子的个叫来狗娃子咬，我那当红军的哥哥哟回来哟嗬了”，“绿格铮铮麻油炒鸡蛋，这么好的朋友鬼搅散”，数不胜数。《诗经》的不少篇目不也是这样的吗？这是天然的真理。另外推荐大家读读弗雷泽的《金枝》，里面有不少惊人的论点。
（[英]弗雷泽著：《金枝》，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7年6月）
      8在这里，我同样深切地体悟着农业社会的价值选择，以及审美情趣。徐杰舜先生编著的《汉族民间经济风俗》里有几处泛泛地提到了这种独具思维特色的选择；周碧晴先生主编的《中华民魂》，则从价值的传统演变中，论述了这种价值的恒一性，以及主要负载体（在该书看来是儒家和道教传统，这也几乎是公认的）；另外一本作为教学目的而编写的《西北民族歌谣学》，站在歌谣与民俗及其相互关系的视角，阐述了歌谣的民俗价值。相信翻看了这三本书，将会对这种“先设性”的价值选择有初步的感性和理性直觉。
（徐杰舜编著：《汉族民间经济风俗》，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1990年6月；周碧晴主编：《中华民魂》，上海：第二军医大学出版社，2002年2月；郗慧明著：《西北民族歌谣学》，北京：民族出版社，2001年6月）
      9我这样说，可能会引起某些“正义”人士的强烈反感，特别是一些所谓的“女权主义者”。事实上，传统中国的女人确实是首先作为一种“物件”而引起人们重视的，研究《诗经》的人一般会有这样的同感。而且这种特殊性质的“物件”可以赤裸裸的金银方式交易之。何其芳先生在《论民歌》中多有论及；另外还可看看上面提到的刘经庵先生的《歌谣与妇女》，里面有这样的论述。
（苑利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民俗学经典•史诗歌谣卷》第98—124页，第76—94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3月）
      10在明清世俗风情小说中多有表现，如“三言”、“二拍”者流，今人多有重视，而且得出了不同的结论。
   11这又使人联想到麦克卢汉的《理解媒介》，以及关于传播学的其他聪明人的著作。应当说，传播学的诞生，为学术找到了一条崭新的路径。这在人类历史上，是很有纪念价值的。
   12这也要考虑不同方面的利益和价值渴求。像如在另一首信天游《打伙计》中，即有一个“隔壁三婶娘”，帮助主人公“贵姐”牵线搭桥，寻觅“伙计”，以遣消日愁，两相皆大欢喜。
      顺便提一下，《打伙计》这支信天游也反映了一个妇女的不幸史，而且其叙事性张力最终破裂，发展为人世间的大悲壮。版本也很多，在体裁上属于“猥亵歌”一类，大概是不适合呈之于公众的。我当然没有泛泛地理解，陷入传统礼教惯性的逻辑怪圈。事实上，自明清以来，“男娼女盗”的“斑斑事迹”即滥觞开来，反而传递了民主自由的信息。另外可能还有生计的因素。同时，人性的真流露也演绎地淋漓尽致。“贵姐”最后因爱之渴而溘逝，足以震人发聩。关于对“猥亵歌”的理解，我推荐周作人先生的权威性和原创性的《猥亵的歌谣》。
（苑利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民俗学经典•史诗歌谣卷》第39—45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3月）
      13很显然，《兰花花》提供给我们的想象空间有点狭窄——尽管其悠长高亢顿挫的旋律一直试图去掩饰这方面的不足。我们的想象可以来自于其他相同性质的曲目：“这山望见那山高，小妹妹山上采樱桃，哥哥看见了”（《手扳上树杈把妹妹照》），“干妹子儿你好来实在是好，走起路来好像水上噢飘；马里头挑马不一般高，人里头数上哥哥哟好”（《崖畔上开花崖畔上红》），“半碗黑豆半碗米，端起碗来想起你”（《拿上个死命和你交》）。当然有些曲目也表现了单思慕的情感，但同样不脱离我的论题。
      14按照麦克卢汉的解释，这种心理和心态的塑造，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部落化”的媒介。在他看来，这种形态大可归入“冷媒界”的。
（[加]马歇尔•麦克卢汉著，何道宽译：《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第33—73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4月）
      15版本很多，曲调也有好多种，中间可能存在原型和异式的相互关系，但这方面的研究文献并不多见。同时，《走西口》所反映的中国历史上的“人流”现象，很值得研究之。现抄录较为通行的一首《走西口》的歌词如下：
            哥哥你要走西口，哎呦，小妹妹我实在难留；

手拉住那哥哥的手，送哥送到大门口。
哥哥你呀走西口，哎呦，小妹妹我送你走；

怀抱你那梳头的匣，两眼泪双流。
送哥送到大门口，哎呦，小妹妹我不丢手；

有两句知心的话，说与哥哥记心头。
走路你要走大路，哎呦，万不要走小路；大

路上人儿多，拉话解心愁。
住店你要住大店，哎呦，万不要住小店；大

店里人儿多，小店里怕贼偷。
坐船你要坐船后，哎哟，万不要坐船头；船头

上风浪大，怕掉水里头。
喝水要喝长流水，哎呦，万不要喝泉眼水；怕的

是那个泉眼水上，蛇摆尾。
哥哥呀你走西口，哎哟，万不要交朋友；交下的

朋友多，生怕忘了我。
有钱时他是朋友，哎哟，没钱时他两眼瞅；惟有

        那小妹妹我，天长又地久。
很显然，我之所以抄录这一段歌词，除了其民俗和文学意义外，更在于它所包含的鲜活丰富的历史信息。
      16应当说，在苦难命运的熬煎过程中，兰花花已经萌生了反抗的意识。显而易见的是，这种反抗大多付诸于自欺欺人的“精神抗争”，或者是盲目的、扭曲的实际行动，正如上面提到的“贵姐”的行动。但无论如何，这已经反映了一种主体的自觉意识，是难能可贵的。相对而言，兰花花的“精神抗争”仍嫌软弱，这里不妨再举两例较为强劲的：“先死婆婆后死汉，胳夹上鞋包包再寻汉”，“随黑里死下半夜里埋，赶明里做下一双结婚鞋。前锅里羊肉后锅里面，我给我男人过周年”。参见何其芳先生的《论民歌》.
（苑利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民俗学经典•史诗歌谣卷》第98—124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3月）
      17我这样做结论的时候，可能已经犯了一个极大的错误，即文艺本身的特质，毕竟不同于历史学的考据工作。特别是大众文艺，其群体性的强力几乎完全左右了个体的行动，甚至是一种强烈的扭曲。
      18我们同样不乏找到这样类型的“性情真表露”：“鸡蛋壳壳点灯半炕炕明，烧酒盅盅舀米也不嫌你穷”（《拿上个死命和你交》），“见了情人我没说一句话，眼泪儿流得扑刷刷”（《见了情人没说一句话》），“眼睛里想起你，想得眼畔烂；三五晚上没点灯，眼泪呀流干”（《搭伙计》），“墙不高来狗不馋，墙头上又没扎人柴，哥哥快进来”（《掐蒜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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