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考证《易传》年代的思路——关于《周易之制作年代》一篇

内容提要：郭沫若是我国现代史上的一位文化巨人，他聪慧灵颖，博学多闻，著述颇多，有滋于时世，，泽被于后人。后人依其所缺而取惠于郭老（当然同时也不能囿泥于郭老）。单就学问之道而言，亦为后世以莫大之启发（当然也有教训）。本文试就郭老考《易》一文，略析其思路，有所借鉴，盖可补于时学。

关键词：怀疑精神  史料分析  文字学  比较法

一、郭老处怀疑的时代
        中国文化之昌荣，单就思想文献方面而言，盖以《易》学首当冲。不单文献可汗牛，其民族性（当包括价值倾向和思考方式）之构建亦为一大功也。时至今日，虽有西学之浸淫，亦未可隐其荫也。
       众所知之，中国汉字之用，亦足大昌。然亦有一发展演变之行迹。当文字初肇，多不规范，灵活性大，致使后人多思而稍解；又先秦多乱，文献存今者无多，考古出者不足；加之以后学施伪说道，时人工具不堪尽依。1  故仅就《易传》考源亦多说，无可讶也。
       时至君道之制蹶，定制又未兴；西东之学互击，灵魂所可依者侈。故时人稍有灵慧者，皆以疑道为本（或至少也受到怀疑精神的影响）。是则为思想解放之良兆，学术繁荣之善形也（当然也应批判其不可避免的盲动性）。有“古史辨”者兴，不足怪也。
       郭老当其世，何能不应而特立者乎？（即使有，比如说梁漱溟等，也是受之深而思之远，无脱于世。）

二、郭老之史料分析
        为学之道，有藉于空谈者，但多遭忌。盖非圣武之人，未免难镇骄妄之气。有资于古者所存文献者，有考于时事周识者，此二道为常道。学而异则所据不同，唯考据之道依于文献（王国维之谓“二证”者，亦为广言之“文献”也）。故中国有两汉、有清之实学，其兴也亦奕奕，其盛也亦熠熠。
        单以“实学”而论，所据之文献可纳、可摈、可删、可增、可改、可征，唯多方营求，慎而翼如为真学也。由此言之，则郭老于文献多所疑惑，而所据多虚或粗，乃至于无征，失于实学者大矣。2  （当然郭老秉圣武气，空泛而言，亦可成经，此不得不忽失也。）张老彖之曰“疑古太勇”者，有由然也。 3
        盖文献者，古之典而存于世者也。今复有古典之存而不现于世者，后人得之，稍阐而可难前人。遂谓前人浑朴无知。吾意不可，盖内中有学术之因承，不可以时不动而衍谬论者也。

三、郭老之文字学功底
        盖祸福所相依，稍可应于世。时值政势覆崩，犹如危石居巅；郭老适东洋而避患，是有古文字之学成。盖金石之学古来有之，当民国之时，已成气候；晚清以来，甲骨乍生，于学之补大矣。而日人之修“支那学”（亦即今所谓“汉学”者），时称于世。郭老处东洋，昼夜精习之，大功乃成，后以“四堂”之一而贯于世。
       郭老考诸八卦符形，参之以古文字，曰“非远于春秋者也”。其圣武之气若此，白虹贯日当以状之。时人莫感此据而稍可驳。待后世文字学有新成，方可稍撼之。 4
又郭老以文字应卦形，其断则有力，然似嫌牵强。盖以文字参卦形，不得释阴、阳爻何来，又何以入卦形，此其一也。再者，文字参卦形既已，然坎、离相对之义恰合（           ），多巧事，不可尽名其由。又艮附之以“限”（           ），巽则无征，此其失矣。
        然可曰郭老之事功非耶？恐不尽然也。小子断言：以文字学征《易》，其功大矣，广矣。郭老启其端，择径不佳，然取道堪赞。唯当俟后学有承之者，则《易》史之幸也。 5

四、郭老之比较法
       文献互证乃实学考据之要义，然弗有小成者须慎行。世多有用此法者，亦多不堪后学之诘，有由然也。郭老岂可脱于域外？盖其以荀林父应“中行”之时，何其圣武，然亦不乏武断。又《易经》必为三代儒子馯臂子弓作，实乃孤证，更值多戒。既《易传》出于荀子门，亦多硬伤，实为憾。后人何憾而何以憾？无非多得据乃睹前人之失也。此正为前人汲汲于学而奏功于今人，今人亦孜孜于学可施效于后人者也。
       除文献比较外，郭老亦有文势之比、观念之比、方域文化之比，虽为时人用之，亦不可不慎，然有资于学问之道则广矣。

        要而言之，则郭老之考《易》，多有初创，亦多阙如。唯其考《易》之思路，乃辟独新之径，可施鉴于后学。此无愧于学人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