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先生的《文化偏至论》，大致说中国近代以来的文化发展偏至于器质性，而冷漠了他认为更重要的制度性和思想性。从公认的理智的角度说，为人类发展谋幸福和康健，注重“社会心智” 的发展是极其明智的。我们这里的“新文化偏至论”，取其“新”意，大概是别于鲁迅老先生的“文化偏至”，但在问题的性质上，是有很多相同因素的。反映在学科领域内，则是我们的教育偏重于理工，鄙轻了文科。我倒觉得结论不宜下得过早、过笼统，我们应该细细分析一番。甚至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反而还要加快理工的发展。
教育内容的侧重来自于社会心理的喜好，实用性很强。好在社会心理是多样的，才不至于使文科“绝种”。但多样的社会心理有强弱偏颇，则反映为当今社会教育领域的“重文轻理”现状。
首先是学科的划分。1 目前为止，好象把文科分为了人文和社科两大块（当然是模糊的划分，“藕断丝连”的地方不少。分得越细，受到的周边影响越多）。如果把统计学、机械学、电动学也分入文科，则不存在“文化偏至”了。好在我们有常识性的底线，不至于这样极端的理解，但人为色彩很浓。我们要明确的是，把教育的内容分为文科和理科，固有其科学性，同时也具有了不可解脱的不彻底性。但出于方法论和教育学的考虑， 2 也是可以理解和接受的。
即使在备受尊容——很显然，这里的“尊容”基底于很功利的社会实用——的理工科内部，各方面的待遇也不尽相同。大致而言，社会功利主义更青睐于工科。从另一个维度上说，应用科学见好，“牛市”正旺。基础学科更多在国家战略的理性中得以维持，却也举步维艰。中国的发达必须要经历一个阵痛的过程，更何况还有频频的余痛。居于转型期的文化割舍本身就是一种转型，包含有发达的因素。我们翻看中国近代史上卓越人物的著述，就会深深地感受到这种焦虑。3
文化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在概念处理上引起了很大的争端。一般的看法，文化的对象应当包括人类活动的方方面面，其反映的是一种外界事物对于心智的刺激，更明显地表现为对于群体心智的刺激。单以教育领域的学科划分或社会功利的学科认同并不能代表文化的全部，反而是“文化偏至”也属于一种文化现象。我们想要挖掘的是人们基于文化现实的心理偏向，这也正是“文化偏至”的奥府所在：我们这里认作是实用主义的滥觞。
对于一种事物或现象的态度是“性”，把这种“性”推向极端则是“主义”了。应当说，合理的“实用性”是可以接受的（存在主义也正是从这种“性”中得到了慰藉）。关键在于“性”和“主义”之间没有明显的界限——公认的界限倒有好几种方案，现今正置于每一个玄学倾向者的床头，或反映为对于现象的犹豫不决的态度。4 这是两个相对的概念。进而我们也可以类推法的惯例，推导出“文化偏至”这一论题的相对性来。相对性对于任何事物或现象都打折扣。当打到二折以下时（我们是这样估计的），事物已面目全非，现象已体无完肤，问题已不成问题。也就意味着，近似于不存在“文化偏至”这类东西了。
很明显，我们所批判的其实是实用主义——一套伴随有功利色彩的认知和行动准则。当然这是有充分理由的。
不管怎样，我们要相信社会的整合作用。所以所谓“文学历史走向边缘化”云云，仅是相对于实用主义而言；而“信仰苍白，精神空虚，道德沦丧”云云，亦不过杞人忧天而已，未免太过消极。
信仰苍白者何？盖诸多信仰并存而无从选择；精神空虚者何？实精神丰富而不知所倚；道德沦丧者何？却不知汝等所言为何“道德”？从长远观看，社会的发展只能是良性前进。一社会有一社会的道德，一时代有一时代的道德。汝言沦丧之“道德”孰谓？现在中国社会仍处于转型期，新旧并存，常殊互竞，多种道德观互生互争，为将来之新道德做孕育的准备工作，这是天大的好事。
则汝等所言沦丧之道德，盖旧道德矣。需要指出的是，将来之新道德必含有现时之旧道德的因素，是为文化的延续。则所沦丧者，实为旧中之旧者。审言之，中国的社会转型，其实质之一就是由精英社会到平民社会的嬗变，所谓沦丧者盖精英社会之道德也。而戚戚于是者，盖持精英心智之顽灵也。持之故有故，奈何社会不纳故者何？
道德如此，信仰、精神何尝不是这样？
不错，我们是在建设，但不是文化建设远远滞后于物质建设，而是物质建设同样远远滞后于现实需求；不是“重理轻文”，而是功利网络下的文理扭曲（反映为病态的“文理并重”心理，或当曰“文理并重”，或可曰“文理并轻”）还是那句老话：两手都要抓，两手到要硬。
需要注意的是：我们更强调这句老话的社会意义，而不单单是政治意义。另外，我国南北东西城乡发展不平衡，需应各有侧重才行。这是理论家和实干家的事情，我们作为“闲谈家”的就谈到这里吧。
注释：
1可参看史培军教授在《北京师范大学的学科与专业建设——兼论专业与就业的关系》一讲中对于学科划分的更细致的分析。（北京师范大学励耘文理科实验班“名师面对面”课程第二讲，2003年10月9日）
2借鉴于G•隆多的论述样式。当然有其合理性。（[加拿大] G•隆多著 《术语学概论》 刘钢、刘健译 第13页，北京：科学出版社，1985年4月）
3比如说竺可桢先生的著述（竺可桢著《竺可桢文集》樊洪业、段异兵编，“科学与社会”、“大学与人”部分〈3—131页〉 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5年5月），更遑论鲁迅的《文化偏至论》、梁漱溟关于乡土教育的论述和对于变化中的文化的思考。
4当然这种态度对于学术来说是乐于接受的。也是从这个角度说，学术天然不是哲学家可以沾边的事业。我们可以从乔治•米诺瓦的《自杀的历史》中捕获到这种痕迹。（[法] 乔治•米诺瓦《自杀的历史》，李倍、林泉喜等译，北京：经济日报社，2003年1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