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社会学与国家主义略论

善良的、并且热爱科学的人们愿意这样来理解并定义科学，即作为一种不分国界、民族、种族、性别、信仰的团体活动。尽管这一理解并定义是多么地推崇德性至上主义、多么地愿意肯定并保持科学本身及其团体的纯洁性、去功利性，但现实显然是如此的残酷，毫无感情却充满人性地打击着这些善良人的科学理想。

出于善良的、纯真的本性，我并不愿意在此对“科学社会学”做出骇世惊俗的解释，但这毫不影响我将之一般地剖析为“科学”与“科学团体”两部分。“科学”本身大致是价值中立的，因为在善恶的人手中科学才表现为“善恶”，但于其本身毫无瓜葛。这时就牵扯到善恶的人，即关于科学的认识必须上纲上线到关于人的认识，而人是科学团体的充塞物，同时是操纵科学、从而使科学出离本身、进入价值界的力量。

至此我们大致可以说，科学团体在善恶着，即科学团体秉持人的本性从而善恶着。我们开头提到的那些热爱科学的善良人提出的关于科学及其团体的理解和定义，仅仅是善意的道德直观罢了，而事实上也许并不是这样，即科学团体本身有善恶的价值倾向。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搞细菌学的斯巴顿或许明知道接受普鲁士学校的徽章要光荣的多，但他同时又意识到不光荣的一面，即他背叛了生他养他、为他所爱法兰西故土。

此时，我们很显然地看到，斯巴顿为代表的科学团体正在欣然地忍受着国家主义的价值恩赐，而这种恩赐的代价或许是巨大的。我们从个人主义的角度考察会发现，邓稼先先生毅然回国接受国家主义的恩赐，其代价是三十多年默默无闻、忍饥挨寒、夫妻异地、与诺贝尔奖无缘。（注释：需要再次提醒的是：邓稼先先生这样做，不单单是国际主义的感召，同时有关于信仰、种族、民族等一系列的因素，只不过我再次集中讨论国家主义而已。）

另一种国家主义施效于科学团体的是十分强暴的，即科学团体的成员、资金、刊物等要求国际化、去国家主义化，从而形成更大的、也许更完备、更名副其实的“科学团体”，但国家主义显然不愿意他们这样做，而且编造许多冠冕堂皇的理由，施加舆论的、德性的和/或习尚的强迫力，甚至使用暴力。从中，我们看到科学社会学的一种表现形式，即国家主义通过晕轮、道德律法习尚、暴力、劝谕等手段施效于科学团体，进而效施于科学。

剖析至此，我们或许应当把话题转向国家主义。事实上我也是这么做的。一般的理解，“国家主义”是以“国家”为“主义”的，其关注点在国际，其活动中心和目的在国家。有的国家主义还找到这样的言辞，说中心在国家、目的在公民，或者说国家强大为的是个人，或者说有了大家才有小家；有的国家主义则干脆只关注抽象的国家，根本不落实到个人或者仅落实到少数个人。所有这一切都应当受到国际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的攻击。我们恰恰看到，科学团体本能地具有国际主义或无政府主义的冲动。科学社会学亦即奏效于国家主义与国际主义或无政府主义之间。

至此我们可剖析出两种类型的科学团体来——其背后隐含着两种类型的科学社会学，即国家内的科学团体和国际上的科学团体，同时也剖析出两种社会来：国家内的社会和国际大社会，亦即两种科学社会学。在这里，我们可以把“国际上的科学团体”及“国际科学社会学”看作是其本身冲击国家主义的成就，而且这一冲击显然仍在继续着。

大胆的人可能会赞同我下面提到的大胆的假设，这一假设显然是科学社会学较为明朗的出路，但其征途必定是荆棘丛生、步履蹒跚的，那就是全世界的科学团体联合起来，共同冲击并最后冲破现有世界范围内存在的国家主义樊篱，从而建立一个纯科学团体的国度。细心的人会看出，我的这个假设的最后结果是产生新型的国家，无异于孕育新型的国家主义。但我要好心地告诉上述细心的人士，即此种国家主义是新型的国家主义，其内部是纯粹的科学团体，其本身即科学打团体，其外部绝无科学团体，这才是新型的科学社会学，国家主义与国际主义完全等值的社会。

话到这里，虔诚的人们开始诚心地为我祈祷，看看我做了多么刻毒邪恶的假设。我接受这些祈祷，并衷心地道声谢，而且愿意解释说：“这大概是科学团体压抑在内心深处的郁闷和无奈的发泄吧？！这大概是新型科学社会学的远方召唤吧？！”

摆在我们面前的现实是：国家主义并不纯洁，他要兼顾许多方面而不单纯是科学方面，他兼顾科学方面更多是利用之；而科学团体仍是旧型的、尤其是国家内科学团体居然被教化地生出“爱国有甚于爱科学”的诚心诚意，真是科学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