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说话篇
“人类一说话，上帝就发笑”，西谚如是说；“君子慎独”，中国古贤如是说；“能说则说，不能说则止”，维特根斯坦氏如是说。仔细考察，聪明人可能会发现，这些宏论的视角在“类”的层次，针对人类全体而言，落实到每个个人，则不能普遍奏效了。说话是个人行动的内驱力。
如果大家都不说话，整个世界浸于甚少是表面的沉寂，何来中西差异？只有大家说话了——而且是从个人开始的，差异性才显山露水起来。
同异的辩证法大致如此，所谓“四句”：曰同，曰异，曰不同不异，曰既同又异。西方人说话，要么同，要么异；儒家人走同异间之中道，；佛释不落四句，进入空灵。尽管有这样的说法，个体的凡人从不关注之，依旧说自己的话。
二、苦难篇
如果说“中国历史是中国人的苦难史”过分的话，“世界史是全人类的苦难史”则一点也不过分。但是拿“中国”和“世界”比，已是大大的错误。“中国”之为概念，一直以来（尤其是近代以来），是作为“民族国家”的身份进行活动的。按照耶稣或释氏的人文关照，人类和每个人都或是有罪的，或是苦难的。
人是情感动物，历史是情感机器；每个人都是当下的人，历史就在脚下。今天的中国人，记忆最深刻的莫过于近代史的百年屈辱，所以在现代史阶段腾起了无明的复仇之心火。这不能说是变态，但至少也是病态。是苦难使中国人心里扭曲。保守主义和民族主义是中国人心里扭曲的抽象复述。
说句不讨好的话，整个人类和每个人时刻都是被扭曲着、或者就是变态。宏观的精神寄托（如宗教）或许可以缓解之。西方世界有基督耶稣，中国的祖先和佛道，却已在复仇中形式地殆亡（尽管内核仍在）。于是中国人更加无神论，马克思主义似乎在信仰需求上不见奏效。中国人生活于信仰的虚无中，任何可能的危险性都在均发间，苦难在继续。
三、《河殇》篇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应该打引号的，因为它中断了中国的信仰传统；“建国”的引号在某种意义上也不应该省去，因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肌肉活动阻断了中国人“西化”之路（资本主义和基督信仰）——尽管马克思主义也是舶来品。从此，中国开始自己酝酿自己，结果变成了死面饼。没有参照的人类活动是悲壮的。
于是有聪明人出，试图参照一下早已被遗忘的西方世界，这些人以邓小平先生为典型。于是改革开放，接着全面地改革开放。似乎很奏效，但同时惹急了另一批聪明人，他们是传统臆设者。在他们看来，既然早已被遗忘的西方世界可以参照，那么更早被遗忘的中国传统世界也应当被参照。所谓“文化寻根”就肇端于这种心理，“新儒家”出。
当下人总是厚今薄古，越古越薄，结果得出结论：传统一无是处；进而推论：西化吧（而且不是马克思主义）！于是《河殇》出。
应当说，《河殇》并没有指明目标，而仅仅是指出方向；《河殇》更多是批判传统。历史的辩证法正在于此，时机不到！
四、《神洲》篇
我愿说点出格的话（实际上，在今天中国之媒体时代，已不算什么出格），就是：“六四”一役吓傻了大陆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无恒产也会有恒心，但没有恒命。学术禁区多多，犯禁就是落陷阱。毋庸讳言，时处21世纪的中国学术界，已经是很大胆了。关注中国的海外知识分子们，不管他们抱着什么样的心思，但就胆量上说是值得首肯的。胆量奠就了视野，再加上时间的优越，较之以《河殇》，《神洲》可谓占鳌头。
细心的人可能会发现，同时也愿意这样说，即《神洲》是顺着《河殇》讲的，但更为圆滑、更为不露声色而紧锣密鼓地天衣无缝。《河殇·寻梦》寻到了黄河和龙；《神洲·寻根》则觅到了大洪水和上帝，而且在《背叛》中大力贬斥龙，说它是伊甸园中的恶蛇，是撒旦。（从影射政治制度的角度看，《背叛》比《寻梦》更激烈地抨击他们所理解的中国当下专制主义。）《河殇·灵光》向西看、向西走，表现得较为温和，从历史视角上对佛陀、利玛窦等闲视之；《神洲·西天》则一略佛陀、二过利玛窦，直指耶稣基督。《河殇·蔚蓝色》更多是呼唤——尽管内中不无基于苦难和变态的怨恨——，目光更多在经济和政治层面；《神洲·大蓝色》则直奔主题，曰“天国近了！”在宗教家看来是宗教虔诚，在心理学家看来则不失为宗教狂热甚或变态。
五、中西篇
西方中心主义、人类中心主义、蛮夷观念等，在时下的理智家看来，真是无稽之谈，幼稚和粗暴得可爱。但这些理智家有没有意识到，每个人也都生活于自我感觉之中呢？这是否可归结为个人自我中心主义呢？如果真要打击每个人的自我中心主义情节，大致可提倡一句话：你以为你有多能，没有多少人在关注你。但提倡者本人却又陷入自我中心主义，这是个人生存的悖论。如果可以类比的话，人类生存也是悖论。
故而，从本质上说，中西文化差异永远存在，甚至永远没有调和的那一天，就像人与人之间在事实上永远不会相互理解一样。辩证法教会我使用相对法。我的意思是，两个中国人之间的理解要奏效于两个中外人之间的理解。类比之，则可得出结论，中国人接受传统更奏效于接受西方。
2004年12月27日完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