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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宋初沙州三界寺牒事略

上一篇 / 下一篇  2006-05-19 11:31:06 / 天气: 舒适 / 心情: 平静 / 个人分类:语言之语言

佛教东传至东土,几经干戈复自成一家,浩浩荡荡,遍览无余。这是我们今人大概的印象。我们的印象有一部分来自于教科书或普及书,而稍微严肃的教科书或普及书不至于是无稽之谈,即它们或多或少有据可依,有文献可征。关于文献的知识,目前大致已形成了专门的学问,其中有一种现象是十分值得注意的,即后世“突然”获得一批前世遗留文献,居然发现这些文献有可足征者,则是学术的幸运了。我这里谈的显然不能同于市面上的教科书或普及书,一方面是因为教科书或普及书往往比时代慢了一个拍子,另外则是这类书籍大多是泛泛而言,采用的是大历史的眼光,故而忽视了具体的、细微的、同时也大致是重要的事情,而这些事情也只有靠专门人士来着手研究了。

十世纪以后的一个时期,中国朝代顺序上的唐末五代赵宋王朝时期,佛教的发展已经极致地社会化;在河西道沙洲(今敦煌境内)有一座比较著名的寺院,叫做“三界寺”。[1]这座寺院之所以著名,可能和它的隐喻性的寺名有关,但更重要的是文献保留了它,今人发现了它,我们关注了它。这大概可以证明我们的历史是有选择的历史,我们的文化是继承中不断创生的文化,而这于宗教是十分关键的,因为宗教或许可以称作是“历史底继承下来的文化”,而其中的载体是社会,活生生的、绵延不绝的社会生活——当然在宗教成为社会以后。另外,则是主持这座寺院的“道真”和尚,在敦煌佛教史上是很有名气的,功德也做了不少。[2]

我今天愿意从几篇关于三界寺度牒内容的敦煌文献中,谈点关于宗教社会学的看法,即沙洲佛教和信徒之间的互动——签证性质的度牒。一般的知识告诉我们,宗教社会关于人事的可以分作三部分:信徒、僧侣(或者叫作“高级信徒”)、神灵。这在普通民众那里是十分关键的,因为他们感到了生存的苦难,热切希望获得解救,但是同时又留恋尘世的生活,不愿意彻底地离开尘世,过上原始佛教沙门意义上的生活。

 

在具体分析之前,我大概描述一番今人依据文献所见到的彼时沙州佛教(以及整个社会)状况:

两汉时期开始,沙州逐渐成为中原的领地,并且逐渐发展成为宗教(以佛教为甚)中心。地方和中央在行政、经济、军事各方面的反比例关系在沙州也是适用的,当中央强大的时候,沙州的官吏归附心强,当中央软弱的时候,沙州官吏就当起了土皇帝。还有三个特殊因素需要说明一番,即一方面沙州地处边疆,不可避免地同吐蕃、吐谷浑、于阗等少数民族进行接触,从而或冲突或和谐,对当地社会造成影响;[3]另一方面则是南北朝时形成的门阀贵族的影响,使得沙州产生了不少地方大族,并参与地方各个领域的事物;最后一方面则是宗教(佛教)的地方影响力,也在其中发挥着作用。[4]总而言之,到赵宋初期的时候,尽管沙洲归附了中原王朝,但单就佛教来说,在当地可以说具有很大的政教合一的性质。他们占有田地,雇佣佃农,[5]征收租税;参与政治,调停诉讼,征兵遣狱;造像刻经,启坛论道,导化民俗(教育功能)。同时因为赵宋王朝甫定,在中原地区迅速展开的中央集权化运动在沙州并没有进行,故而这一时期的沙州佛教可谓独担一面,独领风骚。

 

度牒制度大致从唐朝开始,初期执行的比较干脆,宗教性也比较强烈;到唐中期以后,则掺入了政治原因,开始了倒卖度牒的政策,从而使度牒世俗化起来,而且不可收拾。[6]但不管怎样,度牒制度毕竟代表着政府对宗教的控制和管理,后人可以从中获得不少经验。

 

下面我列举一组戒牒文书,略微说明:[7]

 

斯三三零  雍熙二年五月沙洲三界寺授惠意程氏八戒牒

1南赡部州娑诃世界沙洲三界寺授八戒牒

2受戒女弟子惠意程氏

3牒得前件弟子,白月垂光,入寒谭(潭)而

4是幻;红莲出水,悟生死之无余。

5今则方驾牛车,将辞火宅,欲纲烈而

6须坚固,尘世出而坐宝华,吾今睹斯

7真意,方施戒条。仍牒知者,故牒。

8雍熙二年五月十四日牒

9奉请阿弥陀佛为檀头和尚

10奉请释迦牟尼佛为阿阇梨

11奉请弥勒菩萨为羯磨阿阇梨

12奉请十方诸佛为证戒师

13奉请诸大菩萨摩诃萨为同学伴侣

14授戒 师主沙门  道真

 

斯三三零太平兴国九年正月沙州三界寺授惠意程氏八戒牒

1南赡部州娑诃世界沙洲三界寺授八戒牒

2受戒女弟子程氏惠意

3牒得前件弟子,白月垂光,入寒谭(潭)而是

4幻;红莲出水,悟生死之无余。今则方驾

5牛车,将辞火宅,欲纲烈而须坚固,尘

6世出而坐宝华,吾今睹斯

7真意,方施戒条。仍牒知者,故牒。

8太平兴国九年正月十五日 

9奉请阿弥陀佛为檀头和尚

10奉请释迦牟尼佛为阿阇梨

11奉请弥勒菩萨为羯磨阿阇梨

12奉请十方诸佛为证戒师

13奉请诸大菩萨摩诃萨为同学伴侣

14授戒 师主   沙门  

 

斯三三零太平兴国七年五月沙州三界寺授程氏八戒牒

1南赡部州娑诃世界沙洲三界寺授八戒牒

2受戒女弟子程氏

3牒得前件弟子,白月垂光,入寒谭(潭)而

4是幻;红莲出水,悟生死之无余。今则

5方驾牛车,将辞火宅,欲纲烈而须

6坚固,尘世出而坐宝华,吾今睹斯

7真意,方施戒条。仍牒知者,故牒。

8太平兴国七年五月廿四日 

9奉请阿弥陀佛为檀头和尚

10奉请释迦牟尼佛为阿阇梨

11奉请弥勒菩萨为羯磨阿阇梨

12奉请十方诸佛为证戒师

13奉请诸大菩萨摩诃萨为同学伴侣

14授戒师主沙门  道真

 

斯三三零太平兴国七年正月沙州三界寺授惠意程氏八戒牒

1南赡部州娑诃世界沙洲三界寺授八戒牒

2受戒女弟子惠意程氏

3牒得前件弟子,白月垂光,入寒谭(潭)而是幻;红

4莲出水,悟生死之余。今则方驾牛车,将辞

5火宅,欲纲烈而须坚固,尘世出而坐宝华,

6吾今都(睹)斯真意,方施戒条。

7仍牒知者,故牒。

8太平兴国七年正月八日 

9奉请阿弥陀佛为檀头和尚

10奉请释迦牟尼佛为阿阇梨

11奉请弥勒菩萨为羯磨阿阇梨

12奉请十方诸佛为证戒师

13奉请诸大菩萨摩诃萨为同学伴侣

14授戒 师主释门  

 

斯三三零太平兴国九年正月沙州三界寺授程氏惠意八戒牒

1南赡部州娑诃世界沙洲三界寺授八

2受戒女弟子程惠意

3牒得前件弟子,白月垂光,入寒谭(潭)而是

4幻;红莲出水,悟生死之余。今则方

5驾牛车,将辞火宅,欲纲烈而须坚

6固,尘世出而坐宝华,吾今睹斯真

7意,方施戒条。仍牒知者,故牒。

8太平兴国九年正月廿八日 

9奉请阿弥陀佛为檀头和尚

10奉请释迦牟尼佛为阿阇梨

11奉请弥勒菩萨为羯磨阿阇梨

12奉请十方诸佛为证戒师

13奉请诸大菩萨摩诃萨为同学伴侣

14授戒师主   释门 道真

 

斯三三零太平兴国七年正月沙州三界寺授惠弘八戒牒

1南赡部州娑诃世界沙洲三界寺授八

2受戒弟子惠弘

3牒得前件弟子,白月垂光,入寒谭(潭)而是幻;红

4莲出水,悟生死之余。今则方驾牛车,将辞

5火宅,欲纲烈而须坚固,尘世出而坐宝华,

6吾今都斯真意,方施戒条。

7仍牒知者,故牒。

8太平国七  正月  八日    受戒弟子惠弘

9奉请阿弥陀佛为檀头和尚

10奉请释迦牟尼佛为阿阇梨

11奉请弥勒菩萨为羯磨阿阇梨

12奉请十方诸佛为证戒师

13奉请诸大菩萨摩诃萨为同学伴侣

14授戒  师主 释门  道真

 

 

由以上牒文我们可以知道:

1,授牒人仅仅是道真一人,而其他的“见证人”都是诸佛,不可能亲自参与授受戒牒的仪式。但这是不合法的,因为授受戒牒必须要有上师、戒师、教师等高职僧人到场主持。我的推断是当时社会动荡,佛仪懈怠,许多仪式都尽量从简了。另外则是世事难料,出家人增多,佛事繁忙,有资格授戒的大德人数不够,忙不过来。同时也可以看出道真和尚的功德所在。

2,受牒人有男有女,这是符合佛教戒律的。在佛教中,比丘尼的地位要比比丘低,故而比丘尼的修行守戒具足与否要由大和尚来“认证”,许多尼寺也隶属于僧寺。[8]

3,有的比丘尼数次重复受戒,[9]说明在其修行过程中,有因犯戒而失去具足戒的时候。于是只好重修,重受戒。[10]这时我们看到一个在当时十分流行的现象,即僧尼在寺中的时间一般为夏冬,春秋则回家侍奉亲人,[11]从而为犯戒创造时机。

4,度牒文书的格式数十年来一致无二,没有大的变化。但我们从另一组稍早的牒文中看到了另一种格式的牒文,可以看出期间有过一次格式改革。[12]具体原因不得而知。

 

正像我上面提到的,度牒制度肇始了政府对宗教的控制和调节,但后来又成为政治腐化的促因之一。[13]同时,赵宋初期的敦煌仅只是名义上隶属于中原朝廷,事实上是地方自治;而宗教(主要是佛教)在当地又担当着相当大部分的行政、军事、经济管理、公共建设的政府职能,[14]故而在授牒证戒上也是十分谨慎的。尽管仪式可以从简,但原则不得放弃。

另外,当地大族大多是道门作风,成为佛教的主要支持者;大族们同时也担当着一部分政府职能,故而大族与佛教诸寺院的联系更为密切,共同监督着牒事的正常运行。[15]

 

至此,我大概表达完了我的意思,即根据后世出土的文献,我们可以优胜于前人,进行更广范围的社会学、历史学研究;而且正如我开头说的,采取具体的、细微的、生活化的研究,而不是大范围的、大历史的、教科书式的视角,我们或者可以管窥活跃于十世纪敦煌佛教寺院中的僧尼和信众的生活、心理、行动。从签证性质的度牒仪式中看出当时社会现状的一隅,即生活于西北边陲的人民如何生存,如何体认心性,如何树立生活的信心,如何创造历史(于他们自身则是享受前此的历史),以及居于寺院中的高德们如何导引社会的信仰,如何坚定自己的信念?从中,我们看到了宗教是如何“历史底继承和延续文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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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 引用 删除 老泪   /   2006-05-19 11:38:26
[1]姜亮夫先生对敦煌(整个西凉)见于文献的寺院、名僧进行了统计,三界寺位居第一,足以说明问题。见姜亮夫著《敦煌学论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6月(成均楼论文集第二辑)
  [2]需要提醒的是,一个时期以来,我们很少关注敦煌等西部边陲的高僧大德,而仅仅是中原的高僧大德,这不可不谓是一种遗憾。在姜亮夫先生的统计中有录入。又见不久前出版的普及性读物《敦煌高僧》,屈直敏著,北京:民族出版社,2004年5月(敦煌往事文丛)
  [3]这方面的史学论文很多,不胜枚举;其中关于唐蕃关系研究、吐谷浑研究、归义军研究最为显著。
  [4]其中还有一个插曲,即吐蕃统治沙州的时候,进行了一次著名的佛教论战,即代表沙洲地方佛教(大乘佛教〈尤其是禅宗〉)和印度系佛教在拉萨的论战,其中以大乘佛教派摩诃衍的失败而告终,藏地佛教从此断绝了与中土佛教融合发展的契机,走上了独立发展的新阶段。参见[法]戴密微著《吐蕃僧诤记》,耿昇译,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4年10月(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主编:敦煌吐鲁番学译丛)
  [5]有一位日本学者叫做“仁井田升”,在一篇关于唐末五代敦煌寺院经济的论文中,认为这种佃农实际具有奴隶的性质。因为这关涉到史学上关于社会史定义和定位的争论,我在此不作更多阐释。参阅仁井田升撰《唐末五代的敦煌寺院佃户关系文书——关于限制佃户人格自由的规定》,姜正庆译,收在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主编的《敦煌学译文集》中,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年4月
  [6]而这种做法在赵宋时代更为常见(包括道教),从此开始了中国宗教世俗化的时代,中国宗教义学一脉势衰,面目也似乎狰狞起来。关于赵宋“鬻度僧牒”的情况,参见顾吉长著《宋代佛教史稿》第一章相关内容,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3年 12月(宋史研究丛书)。徐文明先生在关于王安石与佛教的一部著作中也谈到了赵宋时的这种“鬻度僧牒”的情况。
另外,下面的论述,我主要参考了郝春文先生的《唐后期五代宋初敦煌僧尼的社会生活》一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12月(唐研究基金会丛书)
  [7]参考资料是郝春文先生主编的《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释录》,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7月(敦煌社会历史文献释录 第一编〈一、二、三卷〉)
  [8]晚唐五代宋初时,在敦煌有著名的“五尼寺”(大乘寺、普光寺、灵修寺、安国寺、 圣光寺),即是这种情况。但在敦煌佛教辉煌的时候,也出了好几位著名比丘尼,以行戒和功德著称。
  [9]如所引文献中的“惠意程氏”,即是一例。
  [10]关于处分僧尼以及解除其已经获得的度牒,这在敦煌文献中屡有见到。重新修行,再次受度,有点类似于基督教的坚信仪式。
  [11]这是敦煌佛教显著的特征之一,原因很多,略举一二如下:
一,许多人出家仅仅是躲避战乱或者是赋税、兵役,或者政治危机,故而把寺院作为避难所;二,这可看出敦煌人对佛教的理解和接受,亦即佛教在敦煌的世俗化程度相当高;三,春秋回家“探亲”实际上是进行农业劳作,可以看出印度佛教行走僧传统的终结,或者又是儒家耕读精神的影响;四,佛教世俗化还表现在私家佛堂的盛行,许多僧尼都是私家供养;同时也可看出当时敦煌道门佛教的盛况;这种形式在后来的数次佛难中都是首当其冲的。具体阐述请参看郝春文先生《唐后期五代宋初敦煌僧尼的社会生活》之第二章《敦煌僧尼的生活方式》。
   [12]          斯五三二 一 乾德二年(九六四)五月十四日沙州三界寺授八关斋戒牒
1南澹(赡)部州娑诃世界沙洲三界寺授八关戒  牒
2受戒弟子李憨儿
3牒得前件弟子,久慕良缘,夙怀善意。求
4出尘之捷迳(径),祈入圣之广途。遂乃离
5火宅之空苦,向无涯之觉路。吾今睹斯
6真意,方施戒条。仍牒知者.故牒。
7乾德二年五月十四日.
8奉请阿弥陀佛为壇头和尚
9奉请释迦牟尼佛为教授阿阇梨
10奉请弥勒菩萨为揭(羯)磨阿阇梨
11奉请十方诸佛为证戒师
12奉请诸大菩萨摩诃萨为同学伴侣
13授戒师主释门僧正赐紫    道真   

斯五三二 二 乾德二年(九六四)五月廿三日沙州三界寺授五戒牒
1南澹(赡)部州娑诃世界沙洲三界寺授五戒  牒
2受戒女弟〔子〕小娘子张氏
3牒得前件弟子,久慕良缘,夙怀善意。求
4出尘之捷迳(径),祈入圣之广途。遂乃离火
5宅之空苦,向无涯之觉路。吾今睹斯真
6意,方施戒条。仍牒知者.故牒。
7乾德二年五月廿三日.
8奉请阿弥陀佛为壇头和尚
9奉请释迦牟尼佛为教授阿阇梨
10奉请弥勒菩萨为揭(羯)磨阿阇梨
11奉请十方诸佛为证戒师
12奉请诸大菩萨摩诃萨为同学伴侣
13授戒师主释门僧正赐紫    道真   

斯五三二 三 乾德三年(九六五)正月十五日沙州三界寺授五戒牒
1南澹(赡)部州娑诃世界沙洲三界寺授五戒 牒
2受戒女弟子娘子张氏
3牒得前件弟子,久暮〔慕〕良缘,夙怀善意。求
4出尘之捷迳(径),祈入圣之广途。遂乃离
5火宅之空苦,向无涯之觉路。吾今睹斯
6真意,方施戒条。仍牒之〔知〕者。故牒。
7乾德三年正月十五日.
8奉请阿弥陀佛为壇头和尚
9奉请释迦牟尼佛为教授阿阇梨
10奉请弥勒菩萨为揭(羯)磨阿阇梨
11奉请十方诸佛为证戒师
12奉请诸大菩萨摩诃萨为同学伴侣
13授戒师主释门僧政赐紫沙门道真   
  [13]我们社会需要官僚廉洁和需要道德高尚是同等重要,而政府公开卖官鬻爵和鬻度僧牒恰恰是腐败的明证,社会也缺乏了活力,缺乏了信心了。
  [14]单单沙洲,我们就能举出《丑年十二月沙州诸寺羊籍五通》《沙州诸寺寺户妻女名薄》《戌年沙州诸寺丁壮车牛役簿(薄)》等文献,证明寺院参与当地农政,管理户籍,保证社会治安的功能。
  [15]有关“道门”“敦煌大族”的理解和论述,目前分歧不少,我这里做最广泛的理解。姜伯勤先生在《敦煌艺术宗教与礼乐文明》一书中专列《沙州道门亲表部落释证》一节,从道教道门的角度论述之;又日本学者藤枝晃在《敦煌的僧尼籍》一文中,从综合的角度宗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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