局内人和局外人略论——从方法论到调和论

导论：本短文从方法论的角度分析入手，得出“局内人和局外人的区分必须需要相对主义的观照”的结论，只有在相对主义的方法论意义观照下才能言说局内人和局外人。进而试图调和乃至于消解局内人和局外人的区别——显然这是理想状态的描述；其中，略微论述了从方法论意义上超越相对主义的不切实际，并尝试着利用媒体来完成这一调和乃至于消解的工作。

关键词：相对主义方法论媒体调和

一般地理解，R·K·默顿先生是近来十分火热的科学社会学的鼻祖。我这里不愿做琐碎的证明，而是把这一近乎常识的信息作为论述的基础，并以其1969年宣读、1971年再度宣读、1972年发表的《局内人和局外人的视角》作为我这篇短文的主要参考资料。[1]凡学术上鼻祖性质的人物，一般的理解——事实上也就是这样，即对于该学科的理论进行了建设性探索、构建，对于该学科的问题域进行了挖掘、甄别，并做了相应的填充工作；其集中表现为对某些关键术语的权威性界定。那么，关于局内人和局外人的讨论，其重要意义正在这里。同时，如果从文章的隐喻意义上说，默顿先生的这篇文章几乎蕴涵了以后所有相关领域的论题，而我的这篇短文仅仅具有了抄袭并阐发的意义。[2]

事实上，默顿先生关于局内人和局外人的区分已经蕴涵了相对主义的方法论，但默顿先生没有这样明说，故而为我的言说提供了空间。我想说的“相对主义的方法论”主要是指，当我们区分概念（同时为了明确概念）的时候，我们总要找出与我们所要区分的概念之间的差异性（当然同时还有相关性），这时候我们不得不借助于必要的前提条件；而这样的前提条件得以成立，在理论上说也需要一定的前设；这时候我们会看到我们进入了一种无限的、无结果的逻辑和数据统计的深渊。这时候，我们不得不借助于经验所赋予我们的信仰，而且四处奔走言说，希望别人能够理解、尊崇并且推崇我们的信仰；以这一经验信仰为前提，我们可以摆脱上述深渊，走上自己的路。[3]

默顿先生没有明确地使用“相对主义”这个词，或许这个词在他所处的时间地点话语情境含有贬义吧？尽管如此，正如我上面所说的，我们可以从默顿的论述中引申出“相对主义”来；而且由于他的分析是如此的精美、行文结构也是如此的紧凑，我愿意在此分析一下他的思路，同时作为我上面这样说的证据。

默顿先生首先从社会变迁说起，提示我们愈到现代社会，分化愈多，分工愈细，变迁愈快，所谓局内人和局外人的争吵也就愈烈。在这一背景下，默顿先生引出了所谓“局内人信条”，即不同社会群体和社会阶层之间获得知识的差异所导致的或优越或卑微的心理。随后，着重以黑人种族主义复兴为个案，默顿先生论述了局内人信条的社会基础即环境的、思想的、历史的造势。接着，默顿先生在论述局内人和局外人的社会结构中，提出了“地位集”的概念，这是我要着重论说的。显然，使用我上面的话语，默顿先生强调“社会结构”，突出“地位集”，都可看作是一种基于经验的信仰，从而避免了无限的、无果的逻辑和实践的深渊。即默顿先生承认相对主义的存在（或者说接受了波普尔证伪的学说），从而为自己的概念澄清和确立找到较为稳固的前提。接着，默顿先生使用了这样的小标题来展开后面的论述：“作为‘局外人’的局内人”，由于其浓郁的辨证色彩，不但再次证明了相对主义作为方法论意义上的存在价值，而且为自己的基于经验的信仰提供佐证。在随后的论述中，默顿先生用不短的篇幅集中谈论局外人的信条和视角，随即把言说的权舆放在局内人和局外人的（思想）交流方面，并采用小标题“交换、权衡与综合”，不是十分偶然地和我下面的讨论联系起来。

正如默顿先生所分析的，每个人同时隶属于特定的种族、民族、国家、地域、性别、职业、阶级阶层等属性；这样的话，如果单从某一属性言，两个人可能会因为居于不同的属性而完全区分开来，从而为言说局内外奠定基础；但找到这样的具有单纯属性的人简直是难乎其难，故而由于各种属性间的相互融合，中和甚至消弭了局内外的分别。[4]这时候，我们不得不采用综合的手段，综合考虑某几个属性，[5]来作为我们确定局内外的标准。这时候，相对主义作为方法论仍然在起着作用。

巴恩斯在《科学知识与社会学理论》的第五章集中分析了“科学史中的‘内在’因素和‘外在’因素”，并且认为“作为对当今科学的影响，定向的外在因素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社会的、技术的以及经济的决定性因素通常会对科学发展的速率和方向产生影响。在现代社会高度分化的制度化环境中，它们作为外在的因素显然是可详细说明的”[6]。尽管其立意不在于局内人和局外人的讨论，尽管其关注的焦点在于科学史现象，但这并不能消除它对于我的论说的积极意义，即内外的相互关系十分密切，甚至达到了不分你我、彼此一致的地步。而在这其中，作为沟通纯粹科学内外的渠道，媒体的影响及作用越来越显著，[7]并且我愿意从中更加发挥媒体在这方面的作用，从而调和甚至是消解局内外的冲突。

关于媒体的讨论，波普尔从公众舆论的角度进行了论说。他把公众舆论作为理性主义和浪漫主义的神话来对待，认为它不是一个主张的正确或一个建议的明智，而是一种“感情”；与此同时，公众舆论是“一种不负责任的力量形式，因此从自由主义的观点来看就特别危险。”[8]“称作公众舆论的那个不可捉摸、含糊不清的实体有时表现出一种质朴的敏锐，或者更典型地，表现出一种超过掌权政府的道德敏感。然而，如果没有一个强大的自由主义传统加以节制，公众舆论对于自由会是一种危险。公众舆论作为趣味的仲裁者是危险的，作为真理的仲裁者则是不可接受的。”[9]尽管波普尔在论说中拿自由主义和公众舆论作对比，并且其立意也不在于讨论局内人和局外人的关系，而且这一章更多是一篇政论文，但这些仍然不影响我的引用，并且从消极意义上来否证我的观点。波普尔数次谈到公众舆论的非理性，或者说公众舆论易于被政治等因素所导引，但这本身并不是公众舆论本来就有的属性；公众舆论和纯粹科学局内诸人一样面临着涤除政治等因素影响的重任——当然同时这种理想状态在终极意义上说是一种痴人妄想。

由此引出了我这篇短文的第三部分——也是最后部分，即作为尝试性的探讨，试图调和甚至消解上述局内外人相互之间的敌视情绪，调和甚至消解敌对双方之间的冲突矛盾，从而在真正意义上践行时下十分流行的“大科学”的口号。

显然，正如我在行文中一再流露的态度，即采用媒体的态度，庶几可以达到这样的效果，即局内外人士和睦相处，天长日久甚至可能会淡忘彼此的差别。这如何成其为可能呢？是媒体的性质使其成为可能，而且甚至是唯一的可能。我们姑且这样来概括人类社会的所谓行为，即关于“信息”的活动，个人总要发出一定的信息——无论局内外都是如此，这一信息只能在社会内传播，从而达到信息的共享——也即是人类思想的交流。

现在可能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即我们的社会肯定是可以区分的，我们的社会事实上也已经被区分了和正在区分着，社会分工是我们现代社会弥足自豪的现象。我们的信息完全可以保留在一定的分工区域内进行流通、互享、交流，完全没有必要扩大到整个社会的各个方面，那样反而是不现实的，反而是浪费资源，反而是痴人妄想。对于这样的驳斥，我这里不置臧否，但并不妨碍我说下面的话，即我们的社会已经不是纯粹的精英社会，精英社会的力量越来越被淡化着，我们的大众有理由和信心进行阳春白雪的工作，曲高和寡在整个社会上普遍开来；同时，我们或许经验地知道，人具有理解和被理解的冲动，人还具有诉说和聆听的冲动，那些所谓时代精英们也多么希望自己的话语能够被越来越多的人们所知晓和理解，他们似乎并不满足于专家评论，这根本就不够，他们依然要通过各种渠道使更多的人知晓他们的存在，他们的思维活动，他们对于社会的贡献，诸如此类；另外，那些精英们所思索的和所创造的，很显然对于整个社会都是有用的，必须要与整个社会建立联系，而且近来这种联系越来越密切，甚至要发展为全方位的联系。

这时候，选择媒体，正如上面所说，甚至是唯一有效的方式。美中不足的是，我们的媒体尚没有达到理想状态，没有充分发挥媒体在这方面功能。[10]但这并不是致命的，我们完全可以改善环境，创造条件，使媒体的功能真正发挥出来。从而实现我一再强调的调和甚至消解局内外区分的目标。[11]

在这里，我还要批驳一种不切实际的想法，即我们完全超越相对主义的方法论，从绝对的角度来谈论局内外的矛盾冲突，来解决这样的问题。但这显然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有了相对主义的方法论，我们人类才开始认识世界的；世界被我们认识，肯定建立在一定的基础上，这“一定的基础”就是相对主义所由从出的地方，否认相对主义方法论，事实上在否认社会，否认世界。[12]我愿意说出下面的伟词来结束这篇短文：世界从分别开始，分别的起步即是相对法；局内局外的世界亦是相对法的观照。

参考资料：

   [美]R·K·默顿著《科学社会学：理论与经验研究》，鲁旭东林聚任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11月

[英]卡尔·波普尔著《猜想与反驳：科学知识的增长》，傅季重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8月

[英]巴里·巴恩斯著《科学知识与社会学理论》，鲁旭东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1年12月

[加]马歇尔•麦克卢汉著《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何道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