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外的惊喜：毛泽东深夜召见
朱莉娅夫妇是以普通美国公民的身份，作为中国驻美联络处主任黄镇的私人朋友来中国访问的。然而，当他们乘坐的飞机在1975年12月29日早晨降
落在北京机场时，他们才突然真正意识到，在他们的这次访问背后可能暗含着某种巨大的政治利益。在机场前来迎接他们的人中，他们看到了专程回国的黄镇夫妇，
还有毛泽东的翻译唐闻生。当他们被直接送到宽敞豪华的政府宾馆时，他们清楚地知道，这将是一次非同寻常的旅行。不过，她和她的丈夫始终还不敢奢望毛泽东的
会见。
12月31日深夜11点多钟，已经准备就寝的朱莉娅夫妇突然听到一阵急促的敲门声。穿着睡袍的朱莉娅急忙躲到门后，让丈夫戴维去开门。中国外交部
礼宾司的一位官员出现在门口，他激动地宣布说：“毛主席要见你们！”朱莉娅夫妇马上用最快的速度换好衣服。匆忙中，朱莉娅还特意穿上母亲专门借给她的一件
黑色的绣花长袖衬衣，并带上父亲尼克松给毛泽东的亲笔信，匆匆登上汽车前往中南海毛泽东的住地。
深冬的北京夜晚，夜雾迷蒙，寒风凛冽。北京的街道上除了几辆军用吉普车和卡车外，还可以看见几辆农民驾驶的马车在夜色中缓慢地行驶，马蹄声在寂静
的街道上发出清脆的响声。朱莉娅夫妇乘坐的汽车进入中南海新华门，沿着一个湖边继续行驶数分钟后来到毛泽东的住所门口。他们记得经过一个灯光灰暗的乒乓球
室后，走进毛泽东那间著名的书房。在门口，他们终于看到“这个被亿万中国人视为上帝的领袖人物”了。毛泽东正坐在书房里等候他们的到来，他的身躯深陷在一
个宽大的沙发里，其他5个同样的沙发呈半圆形摆设在毛泽东两侧，每个沙发之间小桌子旁边都放着一个白色的痰盂。在他身边两个年轻女子的协助下，毛泽东吃力
地起身和朱莉娅夫妇握手并让新闻记者摄影和摄像。
曾经在电影里扮演毛泽东的著名已故特型演员古月不知道从哪里得到一段趣闻。他听说，朱莉娅的丈夫戴维在见到毛泽东时说，主席先生，我发现您的面部的上半部分非常好看。毛泽东听后高兴地大笑了起来，并风趣地说：“我长了一张大中华的脸。”
美国人也真有意思，看人家的脸还一半一半地看。其实，戴维讲的可能是老实话。毛泽东面孔的上半部，主要是宽阔的额头和充满智慧的眼睛，的确富有世
纪伟人的魅力。但是，此时此刻，他面孔的下半部，已经毫无光彩。朱莉娅在书中写道，毛泽东给她的第一印象是：这是一个极其衰弱的老人，神态里能看出中风后
的迹象，目光空泛，两条长臂无力地垂在身体两侧，下巴垂落，声音颤抖，口中不时流着口水。朱莉娅此时突然感到，尽管当初他们是那么渴望见到这个神秘的巨
人，可是此时毛泽东就在他们面前了，她却深深地感到有些歉意。她突然觉得，在这个时候来会见这样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似乎是对他的一种冒犯。
朱莉娅把父亲的亲笔信交给毛泽东。翻译唐闻生立刻将它翻译给毛泽东听。他非常认真地听着尼克松的信文，并高兴地说：“欢迎尼克松先生来中国。”最
后，他还从唐闻生手中拿过那封信，令人惊讶地用准确的英文发音读出了信文上方标明的日期：“December23，1975.”他想借此告诉周围的人们，
他肢体上的衰弱还没有影响到他的脑力的敏捷。
毛泽东对朱莉娅说，你现在就坐在你父亲4年前坐过的同一张沙发上。朱莉娅马上调皮地告诉毛泽东她想和自己的丈夫临时调换一下座位，以便让戴维也有
机会感受一下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位置。毛泽东一边看着一边开心地笑了。朱莉娅还把黄镇夫人送给她的毛泽东像章指给他看，毛泽东激动地拍了拍朱莉娅的手。朱
莉娅发现，尽管毛泽东看到过亿万男女大众佩戴他的金属像章，此时他的脸上还是露出了童真般的笑容。谈到他即将发表的两首关于斗争内容的诗词，毛泽东则轻描
淡写地说：“没有什么，那都是我在1965年写的东西。”与自己过去见过的其他世界级铁腕人物（比如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相比较，此时的毛泽东显得格外
慈祥。朱莉娅·尼克松注意到，毛泽东和唐闻生看来简直就像是祖父和孙女一样的关系。黄镇等人在会见时，则漫不经心地环视书房四周，似乎并没有认真听自己领
袖的讲话。朱莉娅认为，毛泽东此时的宽容，并非故作姿态，这显然与他的年龄以及目前过度依赖他人的病体有关。
朱莉娅在会谈期间，特别注意到毛泽东身边的两个年轻的女人，“她们小心翼翼地坐在毛泽东的身后，看上去像是和毛泽东一同呼吸一样，她们对毛的每一
个动作都表现出无微不至的体贴”。当朱莉娅夫妇准备告辞时，其中一位女士在搀扶毛泽东起身的同时，还急忙用梳子给毛泽东梳理一下有些散乱的头发，这样可以
使毛泽东再次体面地面对摄影师的镜头。朱丽娅注意到，这个女人尽管身着单调的无线条的毛式服装，但她的面容却极为安详和美丽。
谈到自己国家的人民，尤其年轻一代，毛泽东的声音听上去显得迟疑和失望。他对朱莉娅夫妇说：“年轻人是软弱的。我们不得不提醒他们：需要去斗
争。”说到此，毛泽东突然像年轻人一样显得激动起来。他攥起拳头，接着说：“党内有斗争，阶级之间有斗争。除了斗争之外，没有什么是必然的。”朱莉娅夫妇
看出，斗争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词语，而是毛泽东哲学的根本原则。然后，毛泽东突然对着朱莉娅夫妇问道：“你们认为怎样？”朱莉娅夫妇对这个问题毫无准备，
两人几乎同时支支吾吾又言不由衷地回答着：“我同意……”毛泽东显然还期待他们能多说几句，但朱莉娅夫妇则沉默不语。他只好最后自己接着说道：“至少还要
斗200到300年，这是非常可能的。”朱莉娅夫妇属于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生的新一代。他们显然属于喜欢“做爱而不作战（Make love，not
war）”的一代人，对于毛泽东鼓吹的斗争哲学，在他们听起来多少有点不可思议。不过，在那个冷战的岁月里，从巴黎的香榭丽舍大道到智利的贫苦乡村，毛泽
东的思想也的确成了众多左翼青年人追求激进变革或描绘完美社会的战略原则与理念。
其实，朱莉娅夫妇对毛泽东讲的“斗争”已经有心理准备了。不知是为什么，到达北京的第一天，中国人就安排他们去清华大学看揭发批判教育部领导人的大字报。朱莉娅在回忆录中用揶揄的口吻说：“这是他们和毛泽东会见前最具有戏剧性的前期准备。”
不过，朱莉娅似乎也被这个老人执著的斗争哲学感染了。她总算也多少理解了一点：为什么这个国家的亿万男女老少竟然可以在“小红书”（毛泽东语录）
的引导下变得如此倔强和狂热。但她还有点不明白，毛泽东此刻还在担忧什么呢？朱莉娅意识到，毛泽东显然是在担心未来。他在担心后人将如何评定他永久的革命
功绩（朱莉娅记得毛泽东当时给自己的革命彻底成功率打了不足50％的分）；他在担心，曾经跟随他长征的同志们陆续离开这个世界后，那些从未经历战争困苦的
年轻一代人能否继续“斗争”下去，直至斗出一个无阶级差别的完美社会。
大约在12点半左右，在座的外交部部长乔冠华不断用手指点着自己的手表，暗示人们：时间太晚了，会见结束的时间到了。不过，毛泽东的谈兴甚浓。朱
莉娅两次起身告辞，都被毛泽东用双手示意：不要急，再坐一会儿。在最后朱莉娅夫妇向毛泽东道晚安后，毛泽东用明确和有力的语调说道：“我将等候你父亲的到
来。”
在离开毛泽东书房的最后时刻，朱莉娅回头看到一个令人伤感的剪影：毛泽东在两个女护士的搀扶下，站在门口，挥了两下手，然后默默地注视着客人们远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