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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韩寒看“八零后”问题

  “八零后”的浮出水面,其实正是市场经济下的特殊的文化形态正在趋于完成的标志

  文/张颐武

  最近,高调复出的王朔以老前辈的身份对于“八零后”进行了尖刻的嘲弄,在网上和纸媒中引发了赞美和回击的热浪。王朔的指责其实是饶有兴 味的,因为他可谓市场经济下的大众文化的先导,今天由他来说这个问题当然是会引起大家的关切。其实现在大家接受“八零后”的空间很大程度上是他当年开创 的。今天他自然看着一些小孩的写作闹得满城风雨多少有点居高临下地看不入眼。而他和韩寒的惺惺相惜,自然也有两个人在边缘批判消费文化主流的意味。

  今天青少年的所谓“八零后”文化已经做大了,虽然在我们的一般的认识里算不上文化的主流,但却在某种程度上成了大众文化的主流。王朔的批评其实是对于今天的“八零后”太没有深刻的冲击力而不满,韩寒对于他的见解的认同似乎也在这一方面。

  这种不满其实促使我们去认识“八零后”的文化。在今天新的文化空间中为“八零后”文化定位其实才是最重要的。这一代人的长处和问题,都 和中国市场经济的日渐成熟有关,他们也是中国走向市场经济的链条的一部分。他们的文化形态,一方面是市场经济和消费导向的社会环境在建构自身的文化想象的 结果,另一方面,也是青少年的消费能力和生产能力的展现。他们在中国历史上最丰裕的一个时期成长,从未经历过匮乏的时代压力。他们又是独生子女,受到了家 庭和社会的最大的关爱。同时信息革命带来的互联网时代与全球化带来的新的眼界,让他们有远比上几代人见多识广的视野。市场经济带来的选择性,也带来了中国 和平崛起时代告别民族“悲情”和历史重负,昂扬乐观地面对未来的可能性。这些其实都为今天青少年的独特的文化性格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在我看来,这一代人的文化有强烈的个体性,同时充满想象力和创造力。无论在奇幻文学中,还是在表现他们自己的青春期焦虑的作品中都展 现得淋漓尽致。这里当然既有正面的因素,也有负面的因素;既有面对未来的积极的可能性,也有明显的问题和缺点容易受到批评。这其实呈现了新的消费为主导的 市场化趋势的文化方面的走向。它的积极面在于充分展现个体的创造力,有一种新的开阔的视野来看待事物;消极面也难免出现许多人批评的一些问题。这恰恰是消 费导向文化的复杂性的表现,也牵涉到如何辩证地分析消费文化的意义的问题。正像美国文学研究者蒋道超所指出的:“我们到底如何看待美国20世纪兴起的消费 文化固然很复杂。但有一点是很明确的,即它确实影响了美国几代人的成长,它确实刺激了美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美国的消费文化不仅使美 国经济腾飞为世界强国,而且使美国文化走向了世界。”美国的情况当然不能简单类比于中国,但消费文化是市场经济发展的一个方面,其意义远比简单地否定要复 杂和丰富得多则是没有疑问的。

  我以为,其实“八零后”的“青少年文化”的出现,正是市场经济在社会和经济领域中通过前几代人的奋斗得到了完成之后在文化上的要求的 体现,其实正是前几代人的奋斗为这种文化的出现准备了历史条件。“八零后”的浮出水面其实正是市场经济下的特殊的文化形态正在趋于完成的标志。当然20世 纪的历史是中华民族的宝贵的文化财富,但随着历史的变化,文化方面的具体的变化也不可避免。如在市场经济环境下的日常生活往往没有那种剧烈的变革时代或者 计划经济下以生产为中心的文化的那种戏剧性,往往显得相当平淡。于是“八零后”的文化则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寻找一种超越“平庸性”的空间。如韩寒等人的“戏 剧性”的作为其实就有这样的表征。

  所以韩寒自己批判“八零后”,却又是“八零后”的代表,看起来矛盾,其实是合乎逻辑的,这说明他的行为方式走得比一般的“八零后”年 轻人远一些。一般的“八零后”年轻人只有想一想的浪漫的、超脱的行为,但韩寒就有机会去实现,这让他成了“八零后”的代表。而代表的意思其实在一定程度上 就是与众不同。所以,看看韩寒那些蔑视文坛的话,还真有点王朔当年的影子。那些话当然本身未必就准确。王朔对于知识分子的轻视也未必就没有以偏概全。但我 们可以看到王朔和韩寒其实由于比较具有边缘性的和难以模仿的一面而成了大众文化的“前卫”。这里的批评其实是大众文化自己的边缘对于大众文化的“主流”的 批评。

  “八零后”文化的存在有其在社会上的基础。目前的社会一面期望青少年努力学习,压抑欲望以适应未来市场经济的严酷的竞争,另一面却又 期望青少年能够在一种享受和消费的氛围中成为扩大需求和消费的主力。这种矛盾性有其利益和价值上的内在逻辑性,也不是我们凭感情的好恶和理论的分析就可以 化解的。在文化精神上和王朔可以说一脉相承的韩寒的批评恰恰提示我们这种“八零后”文化的复杂性。

  张颐武: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文化资源研究中心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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