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杨去世大师谢幕
字体: 小 中 大 | 打印 发表于: 2008-5-09 22:03 作者: xuechxm 来源: 紫金香
昨日，台湾出版人黄朝启在接受本报记者电话采访时回忆，看到《丑陋的中国人》时，他刚刚上高中，“对我们年轻人的冲击是蛮大的，当时热血沸腾，觉得一下子说中了要害，完全以全新的角度和视野把我们司空见惯的东西批评得透透彻彻，几乎所有的学生都买来看，一时洛阳纸贵。”
他说，当时这就像一针清醒剂，引导全岛人去反思“中国人到底怎么了”，同时去争取改变现实，“这同时也和台湾当时的历史进程有很大关系”。
从事版权合作的台湾大苹果公司负责人叶莉莉（化名）通过电话说，柏杨在当时的热情和执著影响了台湾整整一代年轻人，成为他们思想意义上的导师，让不少年轻人懂得重新审视自己以及文化的本质。
王禄旺是台湾世新大学图文传播系教授、美国辛辛那提大学博士。昨日，他接受了记者的电话采访。他表示，柏杨在台湾的价值主要体现在1980年代，他反对蒋氏专制，提倡文化反思，特别是对中国人劣根性的检讨，可以说是引领一个时期的文化话语。现在，台湾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发生了深刻意义上的改变。如今看柏杨，他已属于那个时代。在我眼中，他是永远伟大的，值得尊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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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uechxm (2008-5-09 22:05:19)
此书之所以引起如此大的争端，跟当时的社会背景有极深的关系。
当时改革开放开始不久，国内的反思热潮正盛，一本《丑陋的中国人》正是及时雨，几乎警醒了整个国人的灵魂，“柏杨发出了一个正直文人的真声音，表现了中国传统文人的使命和责任。他提醒我们：为什么我们的神经麻痹了这么久？为什么我们的奴性这么深？为什么我们老是喜欢做顺民，把自己的思想交给别人，失去独立和自由？为什么我们的知识分子没有他一样的清醒和透彻”。中国现代文学馆柏杨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傅光明告诉本报记者，当时，他是凭别人的工作证在内部书店买到了《丑陋的中国人》，“很薄，封面不好看，纸张也很糙”，回去一看，大受冲击，“好长时间没有看到这么有震撼力的文章，中国人生活在丑陋之中竟然忘掉了自己丑陋的言行”。
柏杨之前，鲁迅曾对中国人的国民性进行过批判，但是，“柏杨的文字比鲁迅来得更加直接，更加粗白，打在身上也就更加的吃痛，因为他的文字不是写给少数知识分子，而是每一个识字的人都能读懂的文章，一种来源于民间的，批判丑陋社会现象的文学，是写到痛快处恣意汪洋高声骂娘的世俗文学。它让你不舒服，让你没面子，又让你大声叫好，击节称快。”傅光明非常赞同这样的评价，“他是一个激进的理想主义者”。
不过，正是由于柏杨对中国人观察之深刻，让一些人都觉得恼怒，甚至感觉到了莫大的冒犯。
中国现代文学馆前馆长舒乙告诉本报记者，当时有人认为柏杨简直侮辱了中国人，曾经“糊里糊涂地”禁掉了《丑陋的中国人》一书。“但现在，我们不得不承认，柏杨不过是一针见血地揭示了中国人身上的沉疴。他思想之敏锐、意志之坚定、态度之鲜明，希望中国人自立自强、挺起脊梁做人，始终是一个保持着清醒的批判者。而这，几乎是继承了五四的遗风，可以称得上是中国文人的榜样”。
舒乙对柏杨的去世表示沉痛的哀悼，“我们要纪念他，他是一个标本，也是一个标杆！”
柏杨走了，“酱缸”还在
重庆作家张者称他的去世是中国的损失。
柏杨曾这样说：我从小就受到鼓励，五六岁的时候，大人就对我说：“中国的前途就看你们这一代了！”我想我的责任太大，负担不起。后来我告诉我的儿子：“中国的前途就看你们这一代了！”现在，儿子又告诉孙子：“中国的前途就看你们这一代了！”一代复一代，一代何其多？到哪一代才能够好起来？
现在，柏杨走了，留下一连串的疑问。譬如，他一生痛恨并大力鞭笞的“酱缸文化”还不在？中国人的“脏、乱、吵”的毛病改了吗？“窝里斗”、“不能团结”、“死不认错”等痼疾痊愈否？中国传统文化的“滤过性疾病”是否至今仍在“感染”着我们的下一代……
昨日，重庆作家张者对记者说，20多年过去了，酱缸仍然还是那个酱缸，中国人未必见得美丽了多少，“柏杨鞭辟入里地点醒了大家，但是改变呢，也许只是那么一点点”。
他不无忧虑地表示，柏杨走了，再也没有下一个了，“现在的80后，哪会关心这些宏大的问题，他们享乐而不自知；90后则对这些话题根本不屑一顾；而本来有希望的60后、70后则是显得麻痹和麻木，他们也许正忙着捞钱……
张者说，柏杨就是一个斗士，一个时刻准备战斗的人，他是“台湾的鲁迅”，他的去世，应该是中国人的遗憾和损失。
“如果要说一个什么样的时代结束了，那就是中国人渐渐在觉醒，更加痛彻地看到自身的劣根性，更民主、更自由、也更文明。他作为游击队员的价值，就是文人坚持自己的理念和价值，不屈不挠，一直在战斗，在大声地说不！”
傅光明也很遗憾地表示，有的方面，我们可能有进步；有的方面，我们依然丑陋如故；更可怕的是，有的方面还有进一步“恶化”的嫌疑。“比如自私、懒惰、习惯于服从、愿意被驯化、相信神话和偶像……我没有看到有深刻的变化”。
也许，这真是一个非常宏大的命题。在柏杨离去的时刻，国人是不是应该再一次被警醒或者改变。
xuechxm (2008-5-09 22:07:26)
我院副院长李慎明、武寅，全国党建研究会会长张全景，《求是》杂志社原总编辑有林，《人民日报》原常务副总编辑张云声，国家社科规划办主任张国祚，空军政治部秘书长罗益昌，我院原院领导杨克、吴介民等出席会议。会议由马克思主义研究学部主任、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程恩富主持。
会上，吴恩远以《关于〈苏共亡党教训〉电视片的争论》、张树华以《警示———论俄罗斯资本主义的失败》、张顺洪以《关于国家兴衰的几点思考》、余永定以《关于大国兴起问题的几点感想》、周弘以《欧盟的新自由主义与福利国家的兴衰》、王立强以《社会主义公有制是中国崛起的基础》、许建康以《从世界体系看大国兴衰》、徐崇温以《瑞典模式的历史进程和经验教训》、钟哲明以《岂能用伯恩斯坦观点修正马克思恩格斯》、曹长盛以《科学社会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不容混淆》、黄平以《当代社会理论关于社会主义的探讨》、田辰山以《西方“自由民主”主流意识的逻辑基础》、刘书林以《当代中国民主社会主义思潮的发展脉络》为题作专题发言。
与会者分别就苏联解体、民主社会主义等问题进行了分组讨论。与会者认为，要实现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与和谐发展，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引领各种社会思潮，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等各项制度。
关于民主社会主义思潮，与会者认为，民主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有一定的思想渊源，但不能误认为民主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制度模式，是生产领域中的资本主义和分配领域中的社会主义的最佳结合。其实，民主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主要有五个方面的不同，即指导思想不同、政党性质与作用不同、终极目标不同、变革现实道路不同、所有制观点不同。我们必须坚持走中国特色的科学社会主义道路，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
关于苏联解体、苏共垮台原因问题，与会者普遍认为，应该科学地考察、全面分析国家兴衰的内外多种变量，如科技、制度、文教、军事和外交等。苏东国家剧变的原因固然有对高度集中的社会主义经济、政治体制没有及时改革相联系，但主要是执政党内部的民主社会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思潮泛滥，对马克思主义和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逐渐脱离、背离乃至最终背叛的恶果。
在总结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经验教训时，与会者认为，社会主义制度的诞生和发展改变了世界格局的历史进程，社会主义建设的辉煌成就显示了社会主义的强大生命力。因此，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全球化的替代与选择，绝不仅仅是简单的规律推理和单纯的主观愿望，同时更有着充分的事实依据。马克思主义依然是新世纪人类开辟正义事业的强大思想武器，也是中华民族富民强国的理论指导基础。
来自中央编译局、中央党校、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我院有关研究所等20多个单位的专家学者近150人出席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