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天的惊雷 2008-05-09 16:04:06 来源：强国论坛
原标题：毛泽东无私而坚执地——让工农业“双轮”围绕社会主义轴心转动——的创新，值得今人结合现实来反思（综合文）
在当年“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大讨论中，理论左翼十分赞成这一观点，但特别反对将实践“庸俗化”，即：认为正确的实践标准，“实践”当是一个大实践，是千百万人、是一个民族，甚至是整个人类的某个社会时期的完整、真确的实践；用这一大实践来研究、检验真理，要特别要防止某些人，用短期的、局部的，几个人的工作，甚至是个人歪曲的“实践”，来创造、检审真理。
从这个根本而又严肃的意义上说，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它的真理性和生命力，至今仍在人类社会的大实践中，接受着检验。如果不坚持“大实践”标准，早在19世纪末，马克思主义就应被宣布为“错误”，因为，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1848年和1871年革命，都失败了。
江泽民在一次报告中指出，人类总是在实践比较中总结经验、不断前进的。愚意以为，江泽民的这一观点，是立足于人类的“大实践”的。我们党如今正确地提出总结改革开放30年的问题。本网民是希望，这一总结，不应仅是眼睛盯着这三十年、寻找一些歌功颂德、彰显辉煌的材料，更不应是在某些人“既定的”即某种“心理定势”下，作一些斩钉截铁的“坚定不移、毫不动摇”的重申。
应当说，在改革开放30年后的今天，现实中的一些问题，——典型的是“十个如果”，让我们极有必要把总结的眼光拓展到毛泽东时代，以期形成综合性的全面认识。尤其是毛泽东的实践，完全是在无私的信念坚定下实践，理应具有“理性”性力量。
毛泽东无私而坚执于社会主义。这是因为毛泽东从马列主义、从历史和现实斗争的逻辑上通晓：几千年的人剥削人、人压迫人，都是私有制连同私有观念决定的，人的真正解放，必须把私有制和私有观念改造过来。这就是社会主义。在建国后的建设中，工农业作为一个经济根本，——毛泽东说“农业是基础，工业是主导”，是特别重视让农、工业这对“基础”、“主导”轮围绕社会主义轴心转动的。
但有一点必须申明：1956年后不久，为社会主义的万年大计，为了锻炼、培养接班人，他便退于二线。任何事都是“一分为二”。毛泽东这一十分伟大的举措，也是有一点负面作用的。因为毛泽东本人不在一线，这使他的社会主义意图、社会主义建设，他的实事求是精神（包括发现错误，要立即改正），常常受到干扰，——从如今反映出来的历史真实是：从当时的各级领导人中，确有一些人因认识问题（这一点居多），抑或世界观问题，有意无意地偏离毛泽东的总略方针。当然，从历史辩证法上说，这也是一种必然性：事事都不会一帆风顺，都得在正反两方面的多次交锋中。
在具体的建设工作中，毛泽东始终不忘社会主义方向的统帅。在此方向下，毛泽东首先明晰地看到了农业和工业在国民经济建设中的特殊地位以及二者紧密相依、直接互动的作用。后来，毛泽东概括地指出，农业是基础，工业是主导。在著名的《论十大关系》中，他从农业关系到全国人的吃饭问题、轻工业的主要来源、重工业的重要市场、出口和经济积累等方面，全面论述了农业的基础作用。关于工业的主导作用，毛泽东认为，首先在于工业是现代物质文明标志和尺度，也是一个国家国力的标志，是保证实现农业的工业化（现代化）的主导力量，也是其它各项经济活动的主导力量。
在毛泽东这一整套概念、观点和一系列论述中，人们可以看出，就工农业的二者关系论，农业是基础，这个基础是整个国民经济的基础，也当然是工业的基础；工业是主导，这个主导是整个国民经济的主导，也当然是农业的主导。可以说，在毛泽东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中，始终是着重启动农业──基础、工业──主导，这对国民经济赖以运行的两个车轮。而他衷心所期，则又是这对车轮必须围绕社会主义轴心去转动，不得偏离轨道。
这一基础、主导双轮同时运转的经济发展战略，具有极为深刻的意义：一、它推动中国向工业化道路上迅跑；二、重点抓工业而不轻视农业，既不损害农民利益，也保证了──避免走上“羊吃人”的道路使农民沦为雇佣劳动者的（有意思的是，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年，现在有些人在批评坚持集体主义的南街人搞剥削）──社会主义道路。这是一条相对缓慢的道路，然而却是一条健康的道路。后来的实践也告诉人们：这是一条卓有成效的道路。
一、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历史必然性。
对毛泽东思想的研究表明，毛泽东在思考和选择社会主义改造要走什么道路时，始终是依据四个方面的因素：一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理论基础，从而以实现公有制为改造核心；二是借鉴中国历史上农民革命失败,特别是李自成进城后的教训, 以防止党和国家各级领导者蜕化变质；三是依据现实社会中的矛盾状况和发展趋势，时刻警惕和防止“两极分化”；四是时刻不忘解放群众思想，提高群众觉悟。根据这些因素，毛泽东形成了一整套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思想。
毛泽东同志多次指出，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革命运动在夺取政权以后，我国国内的基本矛盾发生了变化──已经由人民大众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矛盾转变为人民大众与资产阶级之间、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之间的矛盾。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是解决这对矛盾的根本途径。而在这三大改造中，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更是关键。因此，我们党在完成土地改革任务之后，紧接着就带领亿万农民群众开展互助合作运动，走共同富裕道路。毛泽东同志在1951年9月，亲自主持制订了《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并在同年12月15日为印发这个决议草案而写的通知中，要求各级党组织要把农业互助合作“当作一件大事去做”(1)。毛泽东同志在1953年10月15日和11月4日还着重指出：“对个体经济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搞互助合作，办合作化，这不仅是个方向,而且是当前的任务”,因此要把百分之七八十的精力“集中在办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之事上”。他以洞察秋毫的眼光,审视着这一新生事物,谆谆告诫全党：“对于农村的阵地,社会主义不去占领,资本主义就必然会去占领”,“如果不搞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势力必然泛滥起来”。(2)
1955年是中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事业取得突破性胜利的一年。在这一年里,毛泽东同志为推动农业合作化的运动的发展, 做了大量宣传发动工作和组织工作，为党制定了许多重要方针和政策。1955年5月17日，毛泽东同志在十五个省市委书记会议上，强调“发展合作社的原则是自愿互利”，批评了“让中农吃点亏”的错误观点。同年7月31日，他在中央召开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作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系统地总结了我国农业合作化运动的经验，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阐明了农业合作化的一系列重大问题。首先，他指出，即将到来的全国农村中的合作化的社会改革的高潮，是五亿多农村人口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的革命运动，带有极其伟大的世界意义。因此，“我们应当积极地热情地有计划地去领导这个运动”。其次，他指出，广大贫下中农“是有一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的”，“党是有能力领导全国人民进入社会主义的”。第三，强调必须做好办社前的准备工作和建社后的整顿工作，以确保合作化的质量。第四，进一步指出农业合作化必须贯彻党的基本方针和基本政策，保证合作社增产，社员增收。第五，深刻地阐明农业合作化的客观必然性，指出：只有逐步实现对于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即合作化，在农村中消灭富农经济制度和个人经济制度，使全体农村人民共同富裕起来，工农联盟才能在新的基础上获得巩固。第六，提出了“全面规划，加强领导”的指导方针。毛泽东同志的这一报告，成了我们党指导农业合作化运动的纲领性文件。毛泽东同志的这个报告连同后来召开的党的七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决议，不但促进了农业合作化运动高潮迅即到来，而且“缩短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时期”。毛泽东同志的这一系列领导活动，都是从改变所有制关系，防止中国农民在土改后走上资本主义道路这一根本目的出发的。
另外，毛泽东同志在1945年全国解放前夕以及解放后的一段时间内，在大量的调查研究中，已经发现了一些两极分化的苗头。他发动并领导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运动正是解决这种特殊的阶级分化的有效措施。毛泽东同志在1953年10月15日说：“现在农民卖地，这不好。法律不禁止，但我们要做工作，阻止农民卖地。办法就是合作化。互助组还不能阻止农民卖地，要合作社，要大合作社才行。大合作社也可使得农民不必出租土地了。”(3)卖地，是农民队伍分化为剥削者和新无产者的具体表现。历史上，农民革命胜利后；或别的形式的改朝换代后，大体都有如此情形。千百年来，地主掌握着土地，广大农民在地主的沉重剥削下苦撑日月。解放后，共产党虽然将土地分给了农民，但有些农民因天灾人祸，无法偿还债务，只有卖地抵债；有的农民因缺种子、缺资金、缺劳力，处于少收或收获甚少的状态，只好卖地糊口；有的富裕中农或农民中的身强力壮、技术超群者，乘机扩大自己的耕地，富者越富，贫者愈贫，新的冒尖户、新的贫因户同时纷纷出现。毛泽东同志纵观历史和现实，认识到两极分化的结果必然是产生新的地主、资产阶级，出现新的剥削。其结果必然要葬送刚到手的胜利果实。如果说，历史上的两极分化，有其必然性，那么，今天的社会主义革命则不能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因此，他下定决心，引导农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也充分肯定了毛泽东同志在这个问题上理论和实践的正确性。决议说：“我国个体农民，特别是在土地改革中获得土地而缺少其他生产资料的贫农下中农，为了避免重新借高利贷甚至典让和出卖土地，产生两极分化，为了发展生产，兴修水利，抗御自然灾害，采用农业机械和其他新技术，确有走互助合作道路的要求。随着工业化的发展，一方面对农产品的需要日益增大，一方面对农业技术改造的支援日益增强，这也是促进个体农业向合作化方向发展的一个动力。”(4)
农业的发展，呼唤着农业的社会化，这是农业发展的必然规律。插说一句，当年，大包干的典型小岗村，今天也在实行所谓土他流转，——集中给一些人统一经营，正是这一社会化规律的反映；问题在于，是象毛泽东那样实行集体主义下的集中，而成集体资产、财富呢？还是让少数人去集中，而形成个资本？！无疑，毛泽东的实践更具人民性！在建国前夕发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就明确地指出：“没有农业社会化，就没有全部巩固的社会主义。”“农业社会化的步骤，必须和国有企业为主体的强大的工业发展相适应。”(5)他还主张“必须先合作化，然后才能使用机器”。多少年后，他结论性地宣布“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毛泽东的思路很清晰，即通过合作化，逐步地把农民从个体经营者转变为社会主义的集体经济经营者。实践证明，这样做是完全正确的，使我们赢得了一个社会主义的农业，促进了整个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进而促进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
二、经验与教训
建国以后，经过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我们党根据毛泽东同志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思想，及时地号召农民热烈响应党的号召，在广大农村掀起了波澜壮阔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到1956年底,全国绝大部分农户都加入了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 基本上实现了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从此，中国农民就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尽力拼搏。毛泽东同志对个体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思想经受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考验，其经验十分丰富，是永远值得我们记取的。正如党的十一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指出的那样：“从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56年，我们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有步骤地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 迅速恢复了国民经济并开展了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在全国绝大部分地区基本上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党确定的指导方针和基本政策是正确的，取得的胜利是辉煌的。”(6)
毛泽东同志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经验主要有：
第一，相信农民群众愿意，或经过引导愿意，走社会主义道路，是毛泽东同志对个体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坚定不移的思想基础。
相信农民群众的革命觉悟，是毛泽东同志坚定不移的信念，也是他为我们党所制订的一系列农村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早在1927年3月,那正是大革命失败前夕，毛泽东同志在一片“糟得很”的喧嚣声中，肯定湖南农民开展起来的“合作社运动”是一件大好事，认为“合作社，特别是消费、贩卖、信用三种合作社，确是农民所需要的。”(7)1934年1月，毛泽东同志在江西瑞金召开的全国第二次工农代表大会的报告中，充分肯定了合作社经济的地位和作用。他指出“合作社经济”是苏区国民经济的三个组成部分之一，它同国营经济配合起来，经过长期的发展，“将成为经济方面的巨大力量，将对私人经济逐渐占优势并取得领导地位”。因此，他要求“大规模地发展合作社经济”,进一步发动农民组织“劳动互助社”和“耕田队”, 以调剂农村中的劳动力。1943年10月，在大生产运动中，我们党采取“按家计划、变工队、运输队、互助社、合作社等形式，在自愿和等价互换的原则下，把劳动力和半劳动力组织起来”。(9)同年11月29日，毛泽东同志在招待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大会上作了题为《组织起来》的著名讲话。他说：“目前我们在经济上组织群众的最重要形式，就是合作社。……在农民群众方面，几千年来都是个体经济,一家一户就是一个生产单位,这种分散的个体生产，就是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而使农民自己陷于永远的穷苦，克服这种状况的唯一办法，就是逐步地集体化。……只要是群众自愿参加（决不能强迫）的集体互助组织，就是好的。这种集体互助的办法是群众自己发明出来的。”(10)1949年3月5日，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报告中，向全党提出了农业集体化的方针和任务。他指出：“占国民经济总产值90％的分散的个体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是可能和必须谨慎地、逐步地而又积极地引导他们向现代化和集体化方向发展的，任其自流的观点是错误的。”因为“单有国营经济而没有合作经济，我们就不可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发展到将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就不能巩固无产阶级对家政权的领导权”。(11) 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群众是创造历史的真正动力，群众中蕴藏着极大的力量。毛泽东始终认为群众是拥护共同富裕、反对剥削的，群众是愿意走集体化道路的。从本质上来说，这也是毛泽东为什么能够在中国实行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力量所在。
第二，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必须由共产党来引导。
历史运动的辩证法表明：每个历史时代的真正代表人民的革命，决不是等待人民中的每个成员都自觉地进行这一革命才开始革命的，──如果是这样，就等于取消革命。革命通常在人民中的先进分子首先觉悟后，凭借先进理论去引导，推动人民进行人民革命（有时对人民中少数觉悟缓慢的人，甚至实行半强制性的推动）。社会主义革命是历史上真正的伟大革命，它毫无例外地遵守这一历史辩证法。毛泽东深深懂得这一点。
不可否定，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由当代生产力、生产、经济生活和阶级矛盾斗争的现实启发，在农民群众中蕴藏着极大的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但农民的这种积极性，要靠共产党人去挖掘，去引导。实践证明，任何任其自发的想法，不依靠先进分子去动员、去组织的想法，都是错误的。毛泽东多次指示全党“应当积极地热情地有计划地去领导这个运动，而不是用各种办法去拉它向后退”，“要大胆指导运动，不要前怕狼、后怕虎”，总之，“领导不应当落在群众运动的后头”。据此，他提出了“全面规划，加强领导”的指导方针。1955年10月11日召开的党的七届六中全会（扩大）上，毛泽东作了上述报告，并通过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和七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决议，成了全党合作化运动的纲领性文件，促进了农业合作化运动高潮的迅即到来。
加强党的领导，不但是党领导农民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需要，也是搞好其他工作的重要保证。因为农民既有反对剥削、反对压迫、反帝反封建的强烈愿望，又受历史旧思想的影响，有些人又有自私、落后、愚昧的思想。我们放弃了对农民的教育帮助，就是放弃了对农民的指导，就等于放弃社会主义。在这里，领导就是引导，它和批评教育是矛盾的统一。
第三，正确的政策和科学方法是社会主义改造的生命。
毛泽东历来就十分重视正确的政策和好的领导方法。他多次教导全党，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他还要求全党，要讲究领导方法，他形象地把过河作为目的，把寻找渡船或搭桥作为领导方法，认为没有渡船或桥就过不了河，没有好的工作方法，也是无法达到革命目的的。同样，要取得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既要有好的政策，又要有好的办法，两者缺一不可。
毛泽东关于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作了多次讲话，严肃而深刻地揭示了党的政策、策略及贯彻政策、策略的重要性。比如，1946年6月的《论人民民主专政》，1951年12 月的《把农业互助合作当作一件大事去做》，1953年10月、11月的《关于农业互助合作的两次谈话》，1955年7 月的《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1955年9 月的《农业合作化必须依靠党团员和贫农下中农》，1955年10月的《农业合作化的一场辩论和当前的阶级斗争》，1955年9月、12月《＜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的按语》等等。这些体现党的政策或政策性的讲话和文章，都一边交代、宣传党的政策，一边提倡正确的工作方法，为我们党胜利领导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在领导方法上，毛泽东明确指出必须采用“耐心说服，典型示范”的方法。所谓耐心说服，就是要向群众多做宣传工作，多给群众讲道理。群众思想通了，积极性上来了，劳动互助团一经成为群众的习惯，它将具有移风易俗、改造社会的巨大作用。“不但生产量增大，各种创造都出来了，政治也会进步，文化也会提高，卫生也会讲究，流氓也会改造，风俗也会改变；不要很久，生产工具也会改良。到了那时，我们的农村社会，就会一步一步地建立在新的基础上面了。”(12)所谓典型示范，就是放样子给群众学习。如工作要重视调查研究，毛泽东便自己放样子，到基层去调查和组织。当年的南泥湾大生产，就是军队给地方放样子。典型示范是毛泽东经常使用的工作方法。毛泽东为《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写了两篇序和104 条按语，就是为我们放了104个样子。事实有力地说明，毛泽东树典型放样子的工作方法，是我们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行之有效的工作方法。
总而言之，毛泽东和我们党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经验是丰富的，也十分宝贵。不过，也要实事求是地指出，作为历史进军的第一个回合，确也有一些教训：
第一，某些人因认识（决大多数是这样）或世界观问题，有意无意地利用毛泽东发动的大跃进，不顾以退居二线的毛泽东的批评劝告，形左实右，在所有制变革上求大求公，并且速度过快。没有根据我国生产力水平总体上较为落后且具有多层次的特点，制定出分层次、逐步进行所有制改造的政策，而过分强调“大和公”，力图以不断变革生产关系来保证社会主义的“纯真性”。在通过几年的经济恢复之后,我们从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到人民公社，一直以加速度运行。甚至在后来的人民公社实现之后，有个别地方又急于将三级所有制改革为一体化的公社大集体所有。这种做法，——现在看来，决不是毛泽东和党中央的意图。但由于当时求大求公、越公越好的舆论导向，加上我们民族心理中习惯于趋附时髦，少数人喜善察风观向，以求个人伸展腾达……至毛泽东的本来意图，——包括纠正错误，没有得到实现。
由于在所有制变革上求大求公，并且速度过快，导致实际上与生产力的相对脱离，与一些群众仍比较注重个人利益（有其合理性）的思想大大脱节，以及与一些农村干部的思想和管理水平脱离。其结果，一方面影响了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另一方面却又以极端表面化，甚至狂热化的形式，去维护这种急于求成的“一大二公”神圣化（这种在实际思想的深层中抵触，却在表面上又表示衷心拥护的情形，在思想相对成熟的民族是比较难于发生的)。于是危机在莺歌燕舞中潜伏着，共产风猛刮，“假、大、空”走俏，一平二调，平均主义成了神圣的铁则，倡行天下……。
这是一大教训，当然，这一教训决不应该光从消极方面去总结（以避免否定社会主义方向）。因为从一般的开创意义上说，社会拓荒者的行动有时在安全系数为零的情况下，也必须进行的。（有些人有认识问题和世界观问题，——决不改悔的是少数，也有可以理解的方面）。以此，实现零的突破。人们每每褒扬自然科学实验中一百次失败，又一百次从头开始的勇气、毅力和精神，却对社会科学的理论、实践要求十分苛刻，容不得半点失败，这不是科学态度。况且，这种对所有制改造上求公的愿望，与我党的一些忠诚的社会主义者对马恩的社会主义理论研究有待于实践深化有关，也与马恩社会主义理论，即如前所说的“源”的局限有关。因为马恩的历史唯物主义公式未将辩证法在社会领域贯彻到底，对相对落后国家先进入社会主义未予论述，──按其理论逻辑，实际是否定当代落后国家进入社会主义的可能性的。马恩的两个决裂理论的实际依据也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进入社会主义的客观要求。加之，马恩的社会主义理论也有过于乐观、理想化倾向，对社会主义产生和发展的曲折性缺乏预见。如此等等，尽管毛泽东本人对社会所有制改革上很快便有清醒认识，但急于求大求公，是一个民族性通病，疗救是得一定的过程的。此外，当年的革命者，大多数人的个人经历，直接目睹并体会到私有制导致人的不平等、社会混乱，以及让人产生个人利己主义世界观，使他产生对私有制的强烈拒斥心理。他们朴素地看到了私有制条件下，人心的丑陋、个别人的丑恶。后来的长期的革命活动，则进一步强化了他们改造私有制的决心。可以说，当年革命者们视私有制是丑、恶、祸之源的善良心地，是他们急于实现大而公的所有制关系的个人感情因素。不过，仍应说明，当年革命者真诚的求大求公愿望——如果说其中有点急躁，不过是一种穿探索、尝试，——大多数人是能见错就改的；真正的错误，是另一些人的那些趋时附势、造假求功的形“左”实右（并且，在历史逐步展开的今天，人们已经发现，这种形“左”实右本身其实是一种韬略，为了实右的目的而故意极左的韬略）。
第二，与所有制改造上急于求公、求快相一致，在经济建设工作中，有些人错误地揣摸毛泽东，认为毛泽东也“有点急躁”。他们的根据是，建国后不久，毛泽东就不断批评人们“象小脚女人走路”，“迷信，不解放思想”“思想保守”“不相信群众”。其中，最为突出的是1956年批评“反冒进”和1958年的大跃进。然而，这些揣摸者并不知道，毛泽东在经济建设的“解放思想、大跃进”，是实事求是的。这是毛泽东极其可贵的精神面貌：无私、勇敢探索且不必说，另外笃信社会主义的优越性，高度相信人民群众的革命热情和创造力……；发现错就应改正。这些，都是值得人们敬仰、怀念和学习的，也特别需要今人去反思的。更值得人们千秋传颂的是他把人民的疾苦视为自己疾苦，尽快改变中国一穷二白面貌、让全国人民马上过上幸福生活的高尚情怀。正是这一情怀，是毛泽东批评“反冒进”和发动大跃进的强力推动因素。毛泽东身边的人给我们披露的真实情况，将会大大帮助人们理解毛泽东发动大跃进的心境：
“大约是1957年12月份前后，战士以×××同志探家回来，不但写了调查报告，还带回一个窝头，又黑又硬，交给毛泽东说：‘我们家乡的农民生活还很苦，他们就是吃这样的窝头，我讲的是实话。’
毛泽东接过窝头时，我看到他的手有些抖，眼圈一下子就红了。他是非常容易动感情的。在陕北时，毛泽东就讲过：我这个人平时不爱落泪，只有三种情况下流过眼泪。一是我听不得穷苦老百姓的哭声，看到他们受苦，我忍不住要掉泪。二是跟过我的通讯员，我舍不得他们离开。有的通讯员牺牲了，我难过得落泪。……
事实也是这样。我见他第一次落泪，是看到一名病重的孩子，那孩子的母亲哭，他也掉泪，命令医生尽全力去抢救。他去莫斯科谈判，与斯大林建立了友谊。斯大林逝世的消息传来，他也哭了，哭得很伤心，几天睡不好觉。
这一次，他接过窝头，掰一块放嘴里，泪水立刻溢满眼眶。当他咽下那口粗糙的窝头时，豆大的泪珠便顺着脸颊淌落下来，鼻子也塞了。他一边哭，一边掰了窝头分给我们这些身边的工作人员：‘吃，你们每人都吃一块。这就是我们农民的口粮，这就是种粮的人吃的粮食呵！……’
我也分到一块，放到嘴里，确实难吃，嚼了很久才咽下去。
那天，毛泽东失眠了，嘴里不断喃喃：‘为什么是这样呢？为什么？……人民当家作主了，不再是为地主种田，是为人民群众自身搞生产，生产力应该获得解放么……’
以后很长时间，毛泽东时时带着严肃深沉的思考，无论散步、吃饭还是睡觉，都是思考着这个问题，多次自言自语：‘我们是社会主义么，不该是这样。要想个办法，想个办法……’”(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