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历史的启迪：农业出路在于坚持社会主义道路
从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的几十年中，毛泽东坚持把马列主义的农业集体化原理同我国农业集体化的道路相结合, 探索出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农业集体化道路，解决了中国农业集体化的许多复杂问题。对照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关于农业集体化问题的论述，毛泽东的农业集体化理论，不仅贯彻了马列主义农业集体化的基本原理，还在许多方面增加了新的内容。
一是毛泽东提出的有我国自身特色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理论。
首先，在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年代，毛泽东即开始了农业半集体化尝试。恩格斯、列宁都讲到，在无产阶级政党掌握了全国政权以后，要改造农民的私有制，把他们引向社会主义道路。但是他们未提到,也未回答在民主革命时期, 当无产阶级政党还没有夺取全国政权的时候，要不要引导农民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对此，毛泽东没有在前人的理论面前止步。他坚持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在我党还没有取得全国政权的情况下，──还在完成民主革命的过程中，就发动在党直接领导下的农民开展互助合作，建立各种形式的互助合作组织。虽然这还不是完全意义上的集体化，但它无疑向集体化迈出了一大步。这一创造，不仅促进了生产，改善了人民生活，又有力地支援了革命战争。更重要的是，我国是个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经济文化落后，人民没有合作化传统,那些初级的互助合作组织,直接起到组织群众、教育农民、培养人们集体主义思想的作用，也有利于巩固工农联盟，扩大了党在农民群众中的影响。使我们国家对内、对外都具有无与伦比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使群众不再成为分散的——剥削阶级虎狼恣意蚕食的——牛羊。
其次,毛泽东十分重视对中国农民的研究,这是把马列主义理论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另一伟大创造；也是对马列主义的丰富和发展。对农民问题,他在民主革命时期说过:“农民是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农民──这是中国工人的前身”；“农民──这是中国工业市场的主体”；“农民──这是中国军队的来源”；“农民──这是现阶段中国文化运动的主要对象”(14)。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也说过：“农民的情况如何，对于我国经济的发展和政权的巩固，关系极大。”对于农业问题，他在民主革命时期说过：“农业生产是第一位”。在社会主义时期也说过：“全党一定要重视农业，农业关系国计民生极大”。“农业关系到五亿农村人口的吃饭问题”“农业是轻工业原料的主要来源”“农业又是重工业的主要市场”, “农业是积累的重要来源”(15)。毛泽东所以如此深刻了解农民和农业的重要性，并如此重视农业和农民问题，是因为他深深植根于民众之中，了解国情，并有科学的态度，实事求是，善于从中国国情出发，能够从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全局利益考虑问题的结果。
二是先合作化，后机械化。这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集体化理论的又一新贡献。
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在论及集体化时，一致认为必须先有机械化后来才能谈到合作化。这同他们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理论在逻辑上一致。如恩格斯论述过法国和德国的农业合作化问题，列宁论述过俄国的农业集体化问题，他们都异口同声地说明，集体化是应以机械化为前提的。恩格斯和列宁作出这一论断，除了遵循自己的理论逻辑外，另是针对法国、德国和俄国的具体情况的，也有其合理性。因为那些国家工业发达，技术先进，一旦无产阶级掌握了政权，剥夺了资产阶级之后，完全有条件以先进的生产工具去武装农业,团结农民，发展生产,建设社会主义。斯大林在谈到建立集体农庄的先决条件时，共列了五条,其中有三条提到“拖拉机和机器”。例如,他说：“……第三，必须压倒富农，剥夺他们的机器和拖拉机。第四，必须宣布只有加入集体农庄的贫农和中农才能使用机器和拖拉机。最后，必须使国家工业化、创立新的拖拉机工业，建设新的农业机器制造厂，以便供给集体农民以充足的拖拉机和机器。”(16)他还强调指出：“没有这些先决条件，就根本谈不到……向集体农庄道路的过渡。”(17)毛泽东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明确地指出：我国“必须先合作化，然后才能使用机器”。他认为，我国不同于法、德，也不同苏联。如果要把机械化作为合作化的先决条件，那就等于容忍农村中两极分化，眼看着资来主义泛滥而不管，坐失农民这个盟友而延误社会主义革命，那也就等于放弃了机械化。毛泽东强调在农村中必须接着土地革命之后再来一次革命，即通过合作化逐步地把农民个体所有制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实践已经证明，毛泽东的这个思想是完全正确的，使我们赢得了一个社会主义的农业，促进了整个经济发展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毛泽东的这个理论和实践，为无产阶级政党领导农民实行集体化，开辟了一个新途径。
三是对农业进行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形式和步骤上的创新性突破。
毛泽东主张并实施的从互助组到初级社，再从初级社到高级社的这种由低到高、逐步过渡的形式和步骤，突破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定的农业发展形式和步骤。恩格斯说过，无产阶级政党夺取政权以后，要通过“示范和提供社会帮助”的办法，“把他们的私人生产和私人占有变为合作社的生产和占有”，如果农民还不能下决心，就要给他们一些时间“考虑考虑”。列宁也说：“要想影响千百万小农经济，只能采取谨慎的逐步的办法”，“要想用某种快速的办法，下个命令从外面、从旁边去强迫它改造，是完全荒谬的”(19)。恩格斯和列宁的意见是一致的，就是要逐步过渡，至于要采取什么步骤和形式，他们未给我们提供现存的答案。到底怎样才能把农民引向合作化，在我们前面只有列宁去世后的苏联的经验。苏联在1929年下半年开始实行全盘集体农庄之前，也采取了过渡步骤，在农村搞了一些“共耕社”，也办了一些“农业公社”。“共耕社”实行土地公有，集体劳动，牲畜和农具私有；“农业公社”是全民所有制的，比集体农庄还要高级。显然，他们的做法对我国不适用。毛泽东吸取民主革命时期搞互助合作的经验，提出在农业社会主义方面，必须采取适合我国国情特点的“逐步前进”的做法，就是：“第一步，在农村，按照自愿和互利的原则，号召农民组织仅仅带有某些社会主义萌芽的、几户为一组或十几户为一组的农业生产互助组。然后，第二步，在这些互助组的基础上，仍然按自愿和互利的原则，号召农民组织以土地入股和统一经营为特点的小型的带有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然后，第三步，才在这些小型的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的基础上，按照同样的自愿和互利的原则，号召农民进一步联合起来，组织大型的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20)采取这样一些步骤和形式，可以使农民从自己的经验中逐步提高社会主义觉悟；逐步地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而不感到突然；可以保证增产而避免减产；同时，还可以逐步的训练出大量的合作社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确保合作社的巩固和发展。实践证明，这是引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新路子。
列宁说过：“我们的欧洲庸人们做梦也没有想到，在东方那些人口无比众多、社会情况无比复杂的国家里，今后的革命无疑会比俄国的革命带来更多的特色。”(21)这句由深刻哲理推衍出来的话是千真万确的。毛泽东创立并实践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理论，正是我们党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所创立的许多特色当中的一个。
四、现实仍在引导理论进行沉思
农业，社会主义国民经济运行列车的基础轮，它的发展关系到整个经济建设以至整个国家的稳定。前边已经说明，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及围绕社会主义巩固的一条措施，尽管有些人在所制改造上过于求公求快的教训，有过高估计群众社会主义觉悟和主观能动性的主观唯心主义的倾向，但基本方向也还是正确的。另外，从社会发展的曲折性、“进三步退两步”的一般规律看，建国后一番社会主义的大叫大喊、大呼隆、大宣传，大舆论、大改造，其中确有人有幼稚、过激、过左、过分之处（有的是个别的别有用心的人的形左实右），确有待历史去纠正。不过，──这仍是老话：在辩证论者的眼里，这多多少少是有点必然性的，──也因此，也可以说是有点必要性的。对毛泽东来说, 是太懂得事物发展的非直线性的道理了。近半个世纪前,他即以反“常理流论”的逆向思维，称赞湖南农民运动“好得很”。这种称赞，一方面是因为毛泽东早年有群众情绪、运动天然合理的观点，另一方面是毛泽东看到了农民运动的方向，及坚持这一方向向前发展的必要曲折过程。诚然，这一称赞在现今的人们心目中，已成为固定的正确“符号”不可动摇了，然而，殊不知，在当年毛泽东却是十分孤立的。就是在党内也显得曲“怪”和寡。然而历史证明了毛泽东认识的科学性，正是这些千千万万“过激”的农民,后来组织起来，上井岗,并沿着曲折的道路,到了延安,一直走上了建立新中国的坦途。这些本来确实有点“过激片面”的农民，逐步改造、改变了自身，成了一支训练有素、党性坚强、纪律严明的队伍。历史在新的里程──社会主义建设中，又在发生同历史相似的“错误”；毛泽东也采取了同以往相似的态度。毋庸置疑，真理仍在毛泽东这一边。历史永远不会等待“完人”出现，完备、科学的理论出现后，做事不犯任何错误时，才采取行动的。总是在行动中发现和改正错误的。等待“完人、完美的事”，实际上是不少中国人自己给自己设置的障碍。它实际影响和扼杀了若干中国人在近代的无数伟大创造。我们国人中的一些人，太愿意为难自己了：不是至全至美至圣者，不准创造！最可怕的是：个别旧派人物常是利用我们的这一心理、这一开始时的不足，叫喊哭闹着“伤痕”，狡猾地——装出好心好意的模样，“指导”我们回去，或喊着前进口号向后退！
但不用护短，农业、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由于有形左实右的干扰，其错误客观存在。毛泽东对此确是有着清醒的认识的，特别是一九五八年大跃进运动后。但他认定的是其总方向。这个方向就是与毛泽东的社会主义目标模式相一致的发展方向；坚持党的领导，逐步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坚持改造农民的主观世界使其逐步扫除私有观念；发动群众，相信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和主观能动性的发挥等等。任何大的事情、事业都有一个方向问题，尤其是初始阶段，方向问题极为重要。它不仅在于明确目标，甚至暂时替代了一些具体管理方略。这正像一个高明的足球教练大师，在受训的运动员一开始还不可能懂得战术配合、战略运筹，并且从教练口中已经听到的东西，一时亦不可能自由运用，此时，他并不指责运动员，也不在纯理论中等待，而是热心地鼓励球员：“别管它，把球踢向对方球门！如此而已！”
在马克思的矛盾学说中，有一个矛盾对立面两次向对方转化而取长的运动（实际上，在复杂大周期的事物中，完成质的进步性变化，事物内部有若干次局部性质变，即有若干次向对立面转化，才能最终完成取长的运动，最后达于相对和谐、完善的质变）。这一理论的抽象表达，对一般比较了解马克思矛盾学说的人来说，是不陌生的。，然而，真正以此去认识事物的变化，──今天的社会生活中，并以此理解社会主义的建立和最终完善，则是很多人难以做到的事。但规律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在人们不认识不自觉时，它即作为异己的力量发生作用，去完成自己的事业。因为这样，社会主义内部矛盾的对立面转化，在现实生活中的展开，对很多人来说，通常是不理解的。亲身经历过近几十年社会变化的人，今天大都能追思起这样的感受：每一次社会变革，有些人常常表现为不同心理的强烈拒斥、情绪上的对立和一部分人在行动上非理性批判和片面性否定。而对大多数人来说，则努力在既定方向下，大胆摸索。
受社会主义基本矛盾规定，农业和农村改造依旧是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为主要矛盾。为了达到最终的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生产力极大提高，社会主义的真正巩固的繁荣，始终得围绕生产力，生产关系这两方面的互相转化而工作。从根本上说，什么时候也不能抓住一面、丢掉另一面。但受矛盾双方发展不平衡规律规定，不同时期总得适度偏重于一方面，并在适当时机向另一方面转化。而每一次转化都必然吸取另一面的优长（不管是自觉的还是不自觉的，都必然如此，只是在自觉的情况下，更有成效一些。当然，自觉又以不自觉为对立面，人人都自觉了，社会主义的矛盾就不存在了。以前的文章中，本网民经常引喻的“涤罪”问题也就不存在了），从而进一步发展自身。
在这样意义上，我们能很好理解毛泽东在建国后抓一段经济恢复之后，在虽不放弃抓经济的同时，却侧重生产关系的变革，抓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的方略。十年文化大革命，标志着这种侧重在这一历史阶段的极限（我们党肯定了毛泽东的出发点和动机。这十分正确）。作为极限，它反映在一些对辩证运动还缺乏深刻认识的群众身上，有“过激、过左和极端”行动（极少数别有用心人除外）；而正是这些“激、左和极端”行动教育了群众自己，走向另一面,随后便产生对“经济利益”的呐喊,对“政治运动的厌恶”，对“阶级斗争”的反感，……，这样一个全社会性的反映强烈的群众心态，就自然会上升为实际行动。推动事业向矛盾的另一方发展，于是有新的历史进军。而在新的历史进军之后，还有更新的进军。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农业这个社会经济的基础轮开始行驶在“予民实利”轨道上。全国在不改变土地所有制的条件下，实行土地联产承包。不少地方农民把承制说成是：交足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此时，由于群众为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利益生产，──这比较切合当今大部分农民群众的觉悟程度，调动了群众的积极性。这个被称为20世纪中国农民伟大创造的承包制，其实质，就是相对稳定以往的生产关系上的变革，并在某些方面适度而合理地后退，──即把分配关系简化，给农民以实惠。与此相同步，舆论导向的重心则放在经济建设、物质文明方面。它成功的秘密就在于以实际利益为轴心，较适应中国农村相对落后的生产力状况，比较符合此阶段农民的总体思想水平。
但，这一点，只具有相对真理性，如它作为一种实践中介，一种曲线运动，仍以社会主义为目标，那是科学的。这就需要全党统观全局、把握社会主义运动的大实践，尤其是毛泽东的实践，不断地总结更新。这里，是要特别谨防一些走资恋封者暗渡陈仓的。
现即的农村改革，充分地说明了社会主义在实现过程中，不断向对立面转化规律。这应是我们努力认识思考的一个问题。对这一问题认识思考最容易出现的偏向是：完全否定毛泽东在五、六十年代领导中国农民实行的社会主义改造，否定其总体方向。这种否定的思维方式的弊病在于，不懂得矛盾的不平衡，不懂得对立面的互相转化，即“人要完人，事要至善，路须平直”。在这种思维方式下，不理解、不承认80年代的改革是五、六十年代改造的另一个必须方面，是社会主义矛盾方面的必然转化。这种思维方式把现今的改革固定化、僵死化( 不去研究未来发展)，以为这就是终点。把五、六十年代出现的问题，诸如生产大呼隆，分配大锅饭、政治大假空”，社会大动荡……等，指责为这就是目的；个别人甚至认为这就是毛泽东的目的。这种思维方式，必然引起思想的混乱（其中也有个别人，已利用这种混乱实现毁坏社会主义的目的），把社会主义运动过程中的必然性“涤罪”，当成是不思悔赎的新罪。从而导致社会陷入旧的模式，出现极不理想的兜圈子运动。
在这样一种思维方式面前，展示当今农村改革中的另一类情况，也许能帮助他们走出误区，理解辩证法；正确评价历史革命在农村阵地的首次进军的合理性和实际意义。这正是本网民希望我党全面结合毛泽东时代的实践、总结改革开放的深意。
在农村全面实行联产责任制的今天，仍存在另一类仍大体维持六、七十年代农村经济模式的发展模式。多年来，见诸于报纸杂志的主要有如下地区和乡村：江苏的苏南地区、山东烟台的一些局部地区，河南省北部的刘庄及南部的临颍县南街村；以及改革特区中的南岭村……全国大约有8000多个。这些地方的共同特点有：第一，坚持用集体经济的发展来保证农民的共同富裕；第二，坚持按劳分配为主而限制收入差距的扩大；第三，坚持经济活动的统一管理和责任制结合；第四，坚持用集体主义思想统帅人的灵魂，改造人的世界观。由这些特点决定，这些地方在改革开放中，经济大大发展了。在群众生活大大改善的同时，又较好地解决精神文明建设问题。决大部分群众对社会主义的感情已逐步由过去的简单朴素进入到自觉的境地。人的集体主义观念大大增强，主人翁的责任感和工作、生产的积极性不断提高，社会风气良好、社会治安也得到了保证……。这一类发展模式中，目前做得最为典型的是河南省临颍县南街村(22)。这是一个豫南农村的首富村。他们不但完全坚持了集体所有制，并且在分配上实行了供给制，人们争贡献，却没有奖金，收入依然有等次，但差别不大；在生产、管理中，实现了规模经营和相对集中统一的管理，鸣号起床、敲钟下田、上班，生产仍有“大呼隆”之嫌。他们不靠奖金，也不倚仗承包。政治学习仍和“政治统帅”时期的情形相仿佛。每星期的党小组例会，定期的群众斗私会、双文明学习班，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讲用会，一如既往，仍同于上世纪60年代。并且，这些学习、会议和活动，不但从不敷衍了事，而且进行得有声有色、有情有理有效……
有人在研究南街村存在和发展的奥秘时说：一是干部的“二百五”（即村干部带头吃苦，反而拿比工人、农民低的工资。故有人说这是傻气──是“二百五”）精神，不怕吃亏，几十年如一日，带头真干、苦干，为群众做实事，凝聚人心；二是以“老三篇”为动力。已经被不少地方的一些人们遗忘的学习毛选，这里依然红火。这里人，常学老三篇，小学生都能背上，人们一边学习，一边对照，真正做到常学常新。三是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全国大包干时，他们一方面首先肯定这种做法的正确性；认为符合国情，有利于相对落后地区的生产发展，另一方面他们自己却根据自己的集体经济状况，生产力水平和群众的觉悟水平，不是分了田，而是进一步把田集中起来，实施规模经营和统一管理，剩余劳力开拓村办企业；走以农促工，以工带农，以工养农，以工致富的道路。四是“外圆内方”的战略。对外用市场经济规律，对内实行计划经济原则；对外聘用人才不惜金钱，对内用人靠觉悟；对内教育从严从正，对外能允许“多元共存”。如此四条，可算是南街村发展的根本之经。这实际是毛泽东当年理想中的农村社会主义模式的顺向发展和完善。
南街村，以及其他类似地区和乡村的状况会给人们的一个新的思考是什么？这里实际上已不需要再作论述。今天的事实证明，毛泽东的当年农村的改革的根本方向是正确的，坚持这一方向的未来发展，──应该同今天的南街、南岭、刘庄、苏南相似。至于过急、“过激”和“过左”、模式的一元化、一刀切（不分层次）等失误，是同当年仍存在的一时不习惯社会主义、国际国内某些反社会主义的势力的存在、群众的思想不成熟、党的工作处在无经验的探索中和社会运行的必然曲折的规律等多方面因素联系在一起的。
现实应引导理论沉思；现实要求我们重新结合毛泽东时代的实践，正确总结我们的历史，正确地改革开放。